“预计未来我国每年需要两万亿元绿色投资，这将占到GDP的3%，覆盖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等各领域。但财政预算每年只能拿出3000亿元左右的资金，约占总投入的10%~15%，其余85%～90%需要民间出资。”在日前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主办的2015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分析了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成本后表示，我国亟须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体系来激励和引导大量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
近年来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关于我国污染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成本，马骏列举了一些数据：北大陈玉宇、清华李宏彬等的研究显示，淮河以北居民因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使人均预期寿命缩短5.5年;我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9%以上污染超标;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
马骏认为，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结构的问题，第二是末端治理的问题。治理污染不能仅靠末端治理，还要靠经济结构的转型。
首先是我国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中国的重工业占比为主要经济体中最高，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九倍。马骏认为，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源于污染型的投资结构，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缺乏鼓励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目前的市场信号不鼓励绿色投资，而过度鼓励投资于污染性项目。理论上来说，是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我们估计，中国未来需要每年2万亿元以上(3%的GDP)的绿色投资。但是，目前政府年度预算只能拿出3千亿元左右投入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在全部绿色投资中，预计政府出资只能占10-15%，其余的85-90%需要民间出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来激励和引导大量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
从相关的国际经验来看，绿色金融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中金融类政策、体制建设和产品创新方面积累的推动绿色投资的许多经验，均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包括赤道原则、绿色信贷和证券化、绿色实业基金、绿色证券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绿色保险、碳金融体系的设立、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要求机构投资者在其决策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在信用评级中引入环境因素、要求上市公司符合绿色社会责任规范、构建绿色机构投资者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