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一
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利用自身的经济、金融和外交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改变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分工中的角色。
这一看法认为中国利益和地缘政治是“一带一路”的制定初衷。首先，很多境外机构认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意在遏制中国，作为对美国的反击，中国则将目光投向西方，并希望通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贸易笼络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伙伴，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制衡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增长。第二，按照普遍说法，“一带 一路”涉及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土耳其等几个有限的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似乎“一带一路”战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合作目标，却排斥发达国家。第三，中国借“一带一路”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将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
上述说法有些仍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而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时代，中国无意挑战任何国家，无意建立势力范围。我们不能否 认“一带一路”战略将可能给相关地区带来地缘政治影响，但“一带一路”终究还是以人文经济合作为主的倡议，并蕴含双边、多边“共赢”机会。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之一便是连接和加强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试图消除多年来制约地区间经济交流的主要障碍。同时，“一带一路”强调与沿线国家战略的对接，如东盟已有的“互联互通”战略。另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一带一路”将为其做出贡献。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亚洲将需要8万亿美元的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和2900亿美元的区域间基础设施投资;2013—2020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将需要近55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仅铁路一项就将需要1190亿美元投资，占总投资需求的22%。
也许是目前广泛引用的“‘一带一路’包含沿线65个国家”的说法，容易让人对“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产生疑问。尽管从地理范围看，“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由“一带一路”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等市场，也为发达国家提供商机。中国多次表示欢迎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挪威拥有世界最大的船队，在油气探勘方面全球领先，拥有可观的主权基金，尽管不在65个国家之内，但挪威仍然选择加入亚投行，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无疑是看好“一带一路”带来的商业机会。
中国正努力进行内部调整，对外也正积极推动新兴经济一体化以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确实将能够借助“一带一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拉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但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能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对接沿线国家自身的 战略，协助他们建立所需的工业体系，可以说所有项目都是在和沿线国家协商、双方同意后进行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中特别强调：“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总体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可以同发达国家合作，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给当地国家带去先进、绿色的产能和技术。
看法二
中国是否有能力和经验运作亚投行这样一个多边的金融机构，以及同时间处理“一带一路”沿线上众多国家间的关系。
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署仪式，《协定》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亚投行未来运营的 “根本大法”面世，也意味着亚投行成立进入倒计时。其中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因此在亚投行的重大决策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拥有否决权。随着 亚投行从理论成为现实，中国也面临着如何领导一家复杂多边组织的任务。这个组织涉及一系列的国家利益，如何在全球注视的目光中进行平衡，这个任务比单纯以 旁观者身份批评现有全球秩序要困难得多。在亚投行准备阶段，中国承诺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透明的、有社会意识的开发银行，帮助解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 不足的问题，并开展与其他现有多边组织的合作。
处理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沿线重要国家的关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于沿线国家存在着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性大，有些国家国内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国家间关系、民族宗教状况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等诸多消极因素，势必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不利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 府间合作。要加强高层互访，建立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高层互访和双边交流的重要内容，增强政治互信，形成政治推动力。在共商、共谋、共建的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会逐步发展起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新关系。由于“一带一路”建设会为当地发展创造条件，惠及当地民众，这样，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关系会得到深入发展，从而使得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得到深化。
我们认为，中国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坚持共建原则，并加强政府沟通和资金融通等合作机制，这都将有利于消除这方面的质疑。
看法三
过去十年，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大幅攀升，海外资产规模庞大，但是相对应的收益效果不如预期。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前期投资评估不充分，应对风险机制不灵活，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管和制约等。
到2012年年底，中国海外资产最大的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规模3.8万亿，海外收入达4万亿，员工总人数44.8万。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量占到全国最 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海外总资产的85%，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绝对主力。在各家央企海外抄底的过程中，虽然海外资产规模占企业总资产规模上升较快，但是 海外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偏低，海外投资回报不如预期。
前期投资评估不充分，长官意志和对短期政绩的追求使得部分国企海外投资盈利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由于前期项目评估的不足，中信泰富位于澳大利亚的 SinoIron磁铁矿项目总投资超100亿美元，超出最初预算三倍，产出较原计划延迟四年。另外，中信泰富在收购中由于法律条款的界定问题与SINO磁 铁矿项目原控股方发生了法律纠纷，被迫卷入耗时耗力的官司之争，项目投资成本继续上升。
部分国企对于高风险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风险应对机制还不够充分。根据国家战略思想指导，许多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聚集在投资风险较高、政局不稳定地区如东非和 中亚。以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为例，中国铁建承包了中沙两国高度关注的战略项目——麦加轻轨项目，但在施工后，工程遇到了拆迁难、工程量增加等问题，成本急剧上升，由于该项目的战略意义，中国铁建不得不继续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保证工期按时完成，造成了巨额亏损。造成亏损一方面是因为工程采用议标方式，而非 投标方式，即指定由中国铁建进行承建;另外一方面，总承包合同和具体条款也比较特殊，采用“EPC+O&M”的总承包模式，项目签约时只有概念设 计。中国铁建无法掌控整个项目的实施进度，沙特方面负责的部分严重滞后。由于未对此类操作风险采取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后期实际成本上升，造成了亏损。
另外，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管和制约，决策流程繁琐导致效率低下，跨领域投资缺乏专业背景等，都是目前舆论及监管层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失败案例讨论中指出的问题。
完善对外投资立法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充分评估项目投资风险和收益，寻求有经验的中介制定海外投资风险应对措施，实施有效的项目监管如专项审计，均是有效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措施。目前，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为政府的高度重视。
看法四
地 方政府短视行为，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缺乏研究和理解。很多省市快速将自身定位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强化本省份和本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 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定位更多演化为提升知名度的手段，实际希望获得中央在政策或资金上的倾斜，自身并没有研究建立真正有效的机制，并对本省份和地 区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定位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目前“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比如重庆、兰州和西安等，都在积极申请和探索建立自贸区的可行性和实操性。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表现出了积 极的态度，相关省市也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项目，有的甚至与知名媒体联合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地调研。但是，国际社会关于因地方政府的 短视行为而影响到“一带一路”长期健康稳定推行的担忧不无道理，也为地方政府制定具体实施战略做了及时的提醒。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中亚五国、中南半岛几个国家之间尽管具备相似的地理特征、自然禀赋，但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政治体制上仍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他们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可接受度也各不相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2014年曾就“一带一路”课题到部分亚洲国家调研，他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亚洲十国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度可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泰国、柬埔寨、老挝。它们最能接受“一带一路”，唯一的顾虑是不想把对外关系全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所以也会同时争取其他域外 大国的援助。第二类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它们比较能接受“一带一路”，但同样不希望对外关系只押宝中国，并担心中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力扩张得太快，所以会与中国配合，也会拉拢域外大国参与合作项目。第三类是越南、菲律宾、缅甸。李明江认为，中国要与它们展开实质合作较困难，中菲关系因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闹僵;缅甸过去20年里与中国的部分合作项目实施不畅，其中密松大坝工程已搁浅。这些国家要与中国深化合作，也都面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压力。
其次，地方政府在考虑产业对接的时候要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而非“自说自话”。我们相信在"一带一路"的谈判中，沿线国家既有经济诉求也有政治顾虑。比 如片面地把有些国家认为是能源和资源供给国会引发反感，再有一些国家对于中国建设海港和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合作有所顾虑，认为这些都触及到了国家安全。
再次，地方政府要从当地产业基础和导向出发，不要因为“一带一路”而盲目扩大投资，形成新的产能浪费，由于跟风而导致更大的浪费。同时，尽管国家在某些产业对外投资方面向地方政府下放了审批权，地方政府要加紧风险防范，切忌在战略实施时产生腐败滋生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