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混合所有制是能源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主要思路是通过引入民营(包含外资)，倒逼国有能源企业提高经营活力。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如何与国有能源企业建立互信，都将影响民营和国外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基本要求，在于如何满足民营资本的收益要求，包括收益水平和确定性
目前对中国的“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有许多猜测，但是，2014年政府推出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已经基本上描绘了“十二五”和“十三五”经济转型和能源发展的轮廓。由于“十二五”期间能源供需格局发生了变化，雾霾治理成为核心任务，《行动计划》把“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能源规划目标连接起来。围绕经济低碳转型和雾霾治理，以及目前能源行业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和解决方案。为了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满足煤炭替代，《行动计划》设立了2020年清洁能源(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15%和天然气10%的发展目标。由于中国“多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降低煤炭比例很可能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因此《行动计划》设立了2020年的能源自给率为85%，以保障能源安全。此外，《行动计划》还设立了能源总量控制目标。准确理解《行动计划》)，在目前比较低的能源需求增长和低油价的背景下，将有助于把握能源发展前景。
新旧能源发展态势
《行动计划》赋予新旧能源发展很不相同的意义和发展前景。典型的“旧”能源要数煤炭行业。从需求侧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煤炭需求疲软，加上雾霾治理下的煤炭替代挤压了煤炭空间，2020年控制在42亿吨是煤炭行业扩张的 “天花板”。在供给侧，先前的煤炭大牛市推动了大幅度投资增长，据估计现有煤矿产能超过40亿吨，在建和技术改造煤矿规模超过10亿吨，随着在建和技术改造煤矿陆续投产，煤炭行业的供给能力还在不断增加。在需求侧，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治理雾霾和清洁发展，使得煤炭需求预期很差。2014年以来煤炭需求绝对数持续下降，虽然今后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增加煤炭消费绝对量，但是煤炭消费峰值(据估计在42亿-45亿之间)将出现在2020年前，而后绝对消费量将下降，因此供给过剩可能成为未来煤炭行业的常态。随着环境治理相关政策集中出现，对煤炭进行替代和严格控制煤炭消费，供大于求可能成为煤炭难以回避的困境，发展需要另寻出路。
通过限制产能平衡供需和维持价格是短期惟一出路，但具体执行很难。首先，煤炭新建产能投资金额很大，大量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使投资者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因此有很强的释放产能冲动，容易陷入“低价量长”的循环。其次，煤炭市场供过于求，限产者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其他煤炭企业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增产走量。再次，中国煤炭行业集中度较低，各利益方的协调难度会使得煤炭限产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发展煤化工，特别是煤制油和煤制气，推动煤炭同时作为燃料和原料，会成为煤炭行业迫切的自救手段，而从带动GDP、就业和税收等角度，煤炭资源丰富省份的政府也有很强的激励来刺激煤化工发展。问题是煤化工面临的约束取决于是否有利于环境治理，否则环境治理的政策风向变化会使煤化工的市场空间和利润面临很大的风险，此外水资源供给问题将会对煤化工生产和收益造成负面影响。而目前煤制油和煤制气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和低油价竞争?
中长期而言，煤炭行业发展的出路首先在于改善自身经营状况，剪除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整体运营效率。煤炭行业寻求变革的另一个突破点是煤炭清洁化利用，通过煤炭清洁化利用，尽可能减少煤炭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可以缓解煤炭产业和环境治理之间的矛盾，减轻煤炭替代压力。
《行动计划》中，清洁能源发展似乎前景一片光明。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源禀赋;二是煤炭的低价优势。因此，清洁能源发展需要面对替代能源的来源和高成本的问题。政府承诺到2020年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为15%。 完成这个比例实际上给煤炭的替代能源也做了一个限定，风电和太阳能显然需要鼓励，特别是分布式发展。统计表明，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8台，加上目前已投运机组，总计装机容量约4800万千瓦。考虑到核电建设工期至少需要5-6年，即使2015年有新的机组开工，乐观估计到2020年核电投产装机5800万千瓦，占2020年一次能源不过3%左右。水电也由于较长工期的限制，到2020年大致只能达到3.5亿千瓦左右。而生物质和地热等则量级相对较小，对全局影响不大。要满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要求，风电和太阳能需要大规模发展，大致为风电2亿千瓦，太阳能1亿千瓦。因此，可以预见近期风电和太阳能还会得到政府从政策和规划上的大力支持。
虽然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风电和太阳能的成本在不断下降，但是要实现平价上网依然存在距离，特别是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成本以及配套储能成本。如今传统化石能源价格正在大幅度下降，清洁能源的成本劣势更加明显，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补贴更加有力。分布式是可再生能源重要的发展模式，大型风电和太阳能集中在西北、蒙东地区，需要电力外送通道，由于可再生能源随机性和间歇性特点，大规模并网会对电网造成冲击，目前电力过剩也会减少可再生能源的风电小时数，而分布式模式可以解决资源与负荷在地理上逆向分布和市场消纳问题，但是分布式模式需要储能技术支持，因此需要关注储能技术的进步。
能源安全何以保障
《行动计划》对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能源安全做了一个界定。每个国家的能源安全有不同定义，将最狭义的能源安全定义为能源对外依存度，理论上无法得出一个国家的能源自给率的最优比例，也难以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因为这取决于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能源的消费量。对于中国来说，能源对外依存度显然是能源安全的最重要指标。
《行动计划》设立了2020能源自给率目标为85%。2013年中国能源自给率为90.7%，其中，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8%、32%和8%。今年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对外依存度将超过2013年，而煤炭的对外依存度可以大幅度降低。即使煤炭通过降低出口和增加进口关税等措施，将煤炭对外依存减为零，也就是说，2020年占一次能源15%的能源进口主要为石油和天然气。2014年石油占一次能源比重为18%，石油进口占一次能源比例为10.5%。目前中国石油(11.06， 0.39， 3.66%)产量基本上达到2亿吨的峰值，即使保持比较低的石油需求增长率，也很难降低石油进口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而天然气方面，即使天然气产量能达到《行动计划》要求的1850亿立方米，届时将天然气进口控制在一次能源的4.5%也不太容易。
因此，在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2020年将能源自给率维持在可接受范围内，将给保障油气供应带来很大的压力，需要加快发展国内油气资源，尤其是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采。页岩气和煤层气是未来几年可能实现规模化商业开采的主要非常规油气资源，其发展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事实上，受制于目前清洁能源的比例和建设周期，到2020年石油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还可能上升，这将倒逼政府的煤炭政策，意味着煤炭进口需要受到限制，而出口将受到鼓励，限制煤炭进口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内供需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一次能源的自给率水平。增加清洁能源有助于提高能源自给率，考虑到控制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的困难，可能还需要更多些的风电和太阳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