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能利用不应仅关注经济效益，需要拓宽视野，更加关注它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如果将生物质能利用提升到污染治理、应对气候变化高度，站在国家战略层面给予相应的支持，那么相关技术、原料来源和供应等一系列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原料收集模式需革命
当前，不仅生物质利用技术需要革命，还需要从原料收集环节酝酿革命性突破，以理顺利益关系，构建原料收集产业链，解决我国生物质规模化利用过程中原料收集困难和成本偏高等问题。农作物秸秆是生物质原料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我国农业秸秆的分散性较强且种类多变，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不断升高，而收集价格难以随之大幅提升，导致农民秸秆收集销售的积极性下降，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又呈多发态势，虽然国家每年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进行治理，还未能有效解决。
目前看来，解决农作物秸秆的收集问题，最佳的突破口可重点关注粮食收集环节。从产业发展的战略层面上看，国家可以对原料的收集环节给予相应的补贴，这种补贴应该提前介入，并和粮食的收集相配套，即在收购粮食的同时，配套收购相应的秸秆，减少中间环节，通过这种方式，保证补贴能够真正落到农民手中，提高农民销售秸秆的积极性。考虑到原料收集能够带来的环境效益，可以将环境治理的一部分费用投入到生物质原料的收集中。这样一方面可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同时解决了生物质原料收集的资金问题。在原料收集环节上的这种变革还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职能的有效整合。目前粮食、秸秆等方面的管理涉及太多的部门，各部门诉求重点和管理职能又不尽相同，因此必须打破部门间的壁垒，进一步理顺管理关系。
“再造能源”与二氧化碳封存
生物质利用的另一个问题则体现在利用方式上。目前，从理论及实践来看，只要终端产品是电能，生物质混烧发电效率是最高的。混烧的利用方式，由于不需要新建电厂，只需增加原料处理系统即可和燃煤电站进行组合，节省大量的成本，是最为经济科学的利用方式。但是由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这种利用方式的发展还非常缓慢。还需要在国家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和推进。
对于生物质的利用，我们应该进一步拓宽思路，探索利用方式上的变革。比如将秸秆进行炭化封存：炭化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可以供生活、工业使用，也可以用来发电;而炭化产生的残炭则可以还田或是投入水系。如果残炭还田，可以很好地保持土壤肥力，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如果残炭投入水系，可实现水体的净化，随着炭在水系中的聚集，若干年后，还有可能产生新的煤矿，实现能源的再造。当残炭还田或投入水系时，还完成了二氧化碳的封存，这对我国完成碳减排的承诺具有战略性作用。这种革命性的利用方式还需要国家支持探索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