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边际递减，但“人才红利”才刚刚开始。传统基建对低端劳动力的消化将告一段落，而新方向对人才的诉求会提升。中国近20年的大学教育普招，已经为未来“人才红利”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有此底蕴。
中国经济并没有那么糟糕
在过去几周中，“人民币贬值+中国实体疲弱+地缘局势紧张”令全球股市大幅震荡。市场正在担忧的是什么?是金融动荡、国际资本逃窜，引致信心的全面崩溃，进而再次导致全球的流动性危机。对投资中国的资金而言，则是担忧人民币进入中期的贬值通道，进而对人民币资产整体“用脚投票”。
确实如此，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之大，对国际资本市场而言，已经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经济无论是治理结构，还是成长驱动力，均缺乏核心力量，全球经济在底部盘桓已久。人民币贬值预期一旦出现，就会在短期内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加速度地下行冲击。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仍然疲弱，总需求的内生性动力乏力，内地金融市场——无论是债市、股市，还是汇市都动荡难平。而周边经济对内地的威胁也在加大——美国即将步入加息周期，新兴市场动荡不安，金砖四国这一次处于风暴眼，这是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之处，意味着这一次新兴市场面临冲击的经济体量巨大，经济相互捆绑程度更深，所以“以时间换空间”的难度也更大。只是我们现在需要追问一句：中国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回顾过往几年，经济总量资料总是非常不好看。这导致宏观研究员无论何时总是处于一个“泼冷水”的角色，甚至因传递了过多的“负能量”而不受待见。但是，现在市场集体恐慌了，我们却反过来要思考一下，中国的经济及周边的情况是不是比过往几年面临的环境更糟糕呢?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之后，发达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为充分的去杠杆过程，新兴市场也经历了好几次汇率的贬值冲击。从次贷危机以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新兴市场货币的贬值是有大幅的贬值;同时伴随着强势美元，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摆脱了前期远离基本面的浮涨。其实周边市场的弹性是比前几年更好的。
的确，中国属于特例，即2009年之后，中国反而在加杠杆，人民币还在不断升值。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自2012年开始悲观的原因——债务包袱快速扩大，金融体系处于混乱的状态。我们在整个2012年，甚至到2013年，都在探讨中国未来有哪些大的方向需要改革，最后总结出四个大方向：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财税改革。改革无法一蹴而就这应该是共识，但是资本市场前期却给了过高的预期，后来的集体性癲狂，并非理智的行为。中国的改革推进尽管相对缓慢，但是已经见到了一定的成效。
金融改革先行，政策性金融作用巨大
金融改革是改革的“排头兵”。我们回顾一下2013年的“钱荒”，当时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汇率都没有今天这样悲观的情绪，但是短端利率居高不下、长短端利率倒挂，是什么原因呢?这应该与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长短端收益风险混乱有关。
积聚上升的影子银行，捆绑在内地的“非标”资产、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产投资链条上，银行内部的同业业务也绝大部分为此服务。可以说2013年上半年，才是国内金融体系风险积聚最严重的时刻。经过过去近3年的治理，各类档的梳理和管制，目前短端利率已经明确地下台阶，央行[微博]利率走廊的管控也见到了明确的效果。这难道不是金融改革的一个成效吗?
其次，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去年提出了一个概念——“0.5市场”，就是说中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设立一个中间层次，既能贯彻政府稳增长的意图，又具备一定的市场选择权。即依托国家信用并进而形成制度安排，由中央政府背负经济沉屙，逐步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而具体对象，则是从国开行、农发行，再到四大行，未来也可包括对政策传导能力较强的其他大型商业银行。
实质上，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常态化是进行大中央银行与财政体系的扩表。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国开债从2012年开始，逐渐替代了国债，成为国家无风险利率的锚定基准。这说明，国开行的国家信用背书以及负债的流动性，已经被内地市场所认可。这可以为未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专项金融债的发行，以及类似棚改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创新型融资手段，提供良好的解决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