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家企业投资于自动化，那么这家企业的劳动力将更具生产力，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那么，为何统计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在发达经济体，大量行业有资金也有意愿投资于自动化，但生产率增长已经至少低迷了15年。此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十分疲软，平均增速不超过4%。
对此，有一种解释是发达经济体背负了过多债务，需要去杠杆，这导致公共部门投资不足，抑制了消费和私人投资。但去杠杆只是暂时的，从长期看，总体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及其生产率的增长。
因此，政客和经济学家都在思考：生产率增长减速是制约增长的永久性状况，还是仅仅是过渡现象?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主要因为决定这一趋势的因素范围甚广。除了公共部门投资不足，还有货币政策——不管货币政策成本和收益如何，它促使了公司用现金进行股票回购，同时实际投资依然被抑制。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和数字网络让许多白领和蓝领的工作实现了自动化。对美国来说，2000年是转型最关键的一年，也许你已经预料到上述转型会导致失业并伴随生产率提高。但在2008年危机前的几年，数据显示，美国生产率呈下降趋势，而直到危机前夕，失业率并未大幅上升。对此有一种解释是，危机前几年，就业是由信用推动的需求支撑着。直到信用泡沫破裂，数百万工人突然丢了饭碗。其含义是自动化等于生产率提高这一经济逻辑并未失效，只是证明的时间延迟了。
但生产率之谜并不止出现在2008年危机时。在该危机前的20年里，美国生产国际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占美国总产出的三分之一)的经济部门没有增加任何就业岗位，尽管以价值增加值衡量，该部门的增速高于美国不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大部分发生在制造业。尽管部分岗位减少是拜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所赐，但也有许多减少是由于美国企业将供应链的某些部分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
相反，美国的不可贸易部门(占经济的三分之二)在2008年前的几年中增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些就业岗位(通常是服务业)所带来的价值增加值往往低于所减少的制造业岗位。这部分原因在于，可贸易部门日渐向水平技能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倾斜。从这个角度讲，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有所提高，尽管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变的重要性，不亚于员工做同样工作的效率提高。
不幸的是，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可贸易部门人均价值增加值的提升，不足以抵消劳动力从制造业岗位转向不可贸易部门服务业岗位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总体生产率增长缓慢。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日渐富裕，它们也将投资于技术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结果，全球生产率和GDP增长的高峰也许已经出现。
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供应链的组织原则一直是使生产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因为劳动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流动性最差的经济因素。不容易自动化的高增加值服务业未来仍将如此。但对于资本密集型数字技术而言，上述组织原则将发生改变：生产将向最终市场转移，而最终市场将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还会出现在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新兴经济体。
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误判了数字革命的时机，但并未误判其重要性。人们热议的“物联网”也许要再过些年才会对总体生产率产生影响。
组织、企业和人都必须适应技术推动的经济结构变化。这些过渡将十分漫长，一些人将得利，而另一些人则将被迫进行艰难的调整，其对总体生产率的影响要很久以后才会显现。但最先行动的人可能获益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