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后秋粮收获季节，也是焚烧秸秆的高峰期。10月15日-17日，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经历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范围雾霾。而根据卫星监测，烧秸秆成为雾霾的元凶，秸秆焚烧为何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森林淹没在烧秸秆的浓烟中
因烧秸秆被罚2000万
10月5日至17日，环保部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统计显示，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北京、上海、福建、广东、西藏等11省(区、市)未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在其他20省(区)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862个，比2014年同期增加54个，增幅为6.68%。其中山东火点数最多179个。从平均每千公顷耕地面积火点数看，秸秆焚烧火点强度最高的是辽宁、山西、山东、河南、吉林。
全国秸秆焚烧卫星遥感监测分布图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中心的饶晓琴说，稳定的天气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肆焚烧秸秆也是雾霾的主要成因。
秸秆焚烧排放的大量TSP(空中悬浮物)、CO、CO2等污染物，污染大气、降低大气能见度，其CO2的排放比例远远大于燃烧普通树木的比例。通常认为，我国农村的空气质量要好于城市，然而焚烧秸秆，使得空气中烟尘、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的浓度急剧增加，空气质量迅速下降，不利于人体健康。
航拍秸秆焚烧冒出的浓烟
另外，焚烧秸秆还妨碍交通，特别是机场飞机的起降和高速公路上汽车的行驶。例如1998年四川双流县的农民燃烧秸秆，导致成都双流机场数十个航班不能正常起降，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我国每年产生秸秆近八亿吨，主要作物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棉花和油菜五大类，外加一部分林业剩余物，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则是秸秆焚烧的重点监测地区。
因秸秆禁烧不力，河南10多个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被集中约谈，国家级贫困县周口市太康县更是因此被先期经济处罚2000万元。
秸秆最后都去哪里了？
秸秆是农业剩余物，在收获的季节，每家每户的农民都会有秸秆产生。在以前，秸秆可以用作农户家烧火烧炕的燃料，也可以用来当做饲料喂养牲畜，还可以沤肥还田，而现在，多数农村家庭炊事采暖也使用煤炭、燃气等燃料，方便省力，农民自己消纳秸秆的途径在逐步减少。
对于农民来说，焚烧秸秆对于土地耕作来说是有一定益处的，除了处理更加方便，还能够烧死遗留在秸秆和土地里的害虫，焚烧之后的草木灰是很好的钾肥，可以用来肥沃土壤。
除了焚烧，部分农民还会选择还田，秸秆还田可以作为肥料实现秸秆循环利用，能够为农民节省一部分肥料的费用。秸秆还田可以用联合收割机，如果土地面积小，可以专门用秸秆还田的机械设施，但这也为农民每亩地增加了几十元的成本。
秸秆还田的弊端是会为来年的作物带来虫害。河北省衡水一户农民说，因为秸秆粉碎还田之后有保温的作用，所以地下和秸秆本身所带的虫卵就不会被冬季的低温冻死，到来年春天就会加重除虫害的负担。当地农民如果将秸秆还田，就要在入冬时节在土地上喷洒一遍农药来杀虫，或者给土地浇水，等到结冰时就能冻死虫卵，但这也无疑增加了农民体力和财力的支出。
当地的畜业需要是秸秆的另一消纳出口，每年到了收割的季节，农民都可以将这些秸秆卖给专门来收的个体收购者，这些收购者会去地里将秸秆整理打捆，按照每亩30元的价格收费，然后他们再转手把这些收来的秸秆卖给畜牧养殖厂用作畜牧饲料，或者卖给食品加工厂提炼木糖醇等等。这比起烧秸秆来说，农民要自己支付给收购人劳动工钱。
燃烧秸秆为何屡禁不止？
秸秆“一直”在燃烧，国家也一直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扶持手段在尽量减少秸秆的焚烧，并且力度在逐年加大。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来积极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和商品化，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同时实现农民增收。同年，财政部印发了《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消纳企业一顿秸秆补贴150元，同样是为了培育秸秆能源产品应用市场。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副所长孟海波研究员说：“《意见》出台到今天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当时的目标是力争到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0%。据我了解，截止到2013年的数据统计，大部分省区的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超过70%。”
有政策就要有监管，但是，监管到位比制定政策更难。例如2008年的秸秆能源化补助政策，由于监管难，出现一些企业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资金现象。比如，一座利用秸秆发电的企业可以获得如数补贴，但上报给国家的燃烧秸秆量数比实际多得多，但管理者却无从核查，造成补助政策难以发挥实效，扰乱了市场秩序，导致好政策难以执行下去，最后，这项补助政策也就无人问津了。
《南京日报》曾针对本地烧秸秆状况进行报道时提到，由于田野广阔，农户分散，有限的政府人力无法实现完全的秸秆禁烧，并且乡镇政府不是执法主体，依法惩治措施不力，而多市联动也比较困难，无法配合就无法全面解决问题。最后得出结论：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的宣传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而当今关于秸秆禁烧的法律法规实用性较低。
以河南为例，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今年9月21日，太康县成立了秋季秸秆禁烧与综合工作指挥办公室，按照指挥办要求，今年力争“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为此，该县成立了6个督导组，每天下乡巡查，乡里干部更是要求全部下到村里，而每个村也都成立了以村干部和党员组成的禁烧指挥部。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环保局副局长陈慧娟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1点，她都要在自己负责督导的4个乡镇里跑上几个来回，有谈话也有查处，疏堵结合，查看禁烧指挥部里乡镇干部的在岗情况。她只是这样做的干部之一，然而，成果并没有十分显著。
农民种农作物的积极性尚且还需要国家努力保护，更何况这“农业垃圾”秸秆的经济效益就更小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桂英说：“站在农民的角度，实现不了还田，没有合适的消纳出口，只能烧掉。”他说，秸秆能源化，无论是制成沼气等生物能源还是秸秆压缩成型处理，都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强力的意思是比引导、要求的力度更大的。
“五化”利用能消纳50%
说到底，农民还是没有享受到秸秆禁烧后的实惠。
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对秸秆的综合治理与应用是大势所趋，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这“五化”利用依然是秸秆的主要利用途径。秸秆与煤炭不同，较为松散，不适宜长距离运输。“根据现有的数据来看，如果秸秆的运输距离超过30公里，其物流成本就迅速增加，经济效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秸秆最好就地利用。”孟海波说。
孟海波说，从目前已有的技术角度来说，秸秆转化成能源产品的难度不大，技术也比较成熟，比如做成生物质成型燃料代替煤炭，或者做沼气等，而排放方面也可以通过技术来控制颗粒物。但这些年来，秸秆火点没有“完全扑灭”，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的重要原因就是政策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另外，配套政策不完善以及执行不连续性等也是原因，也所以没有形成能与煤炭等化石能源相当的商业体系。同时，国家补贴至针对消纳者，而对生产秸秆的农户和最终的消费者没有补贴。
生物能源可以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来发展，一项成熟的新兴产业不仅能让秸秆变废为宝，同时也加快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致富，最关键的是，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但是，一项新型产业的兴起、稳定和持续，是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的，仅仅有扶持还不够。“对于国家来说，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新农村建设中秸秆必须用起来，靠管是远远不够的，疏堵结合才能标本兼治。”孟海波说。
综合来说，秸秆通过“五化”利用能消纳50%，其余方式能消纳30%，每年还有20%的秸秆是完全被遗弃的。去年全国使用了42亿吨标煤，8亿吨秸秆如果全转化为煤炭等于四亿吨标煤，贡献份额占10%，虽然不大，但却十分必要。政府依靠投资驱动带来很多厂和示范工程，但是用户没有享受到利好，他们的评判标准只有价格，所以，投资性补贴对建设有意义，但是对经营没什么意义。
国外如何处理秸秆？
秸秆的处理问题是顽固的，与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中国的农业产业结构，二是中国农业的种植模式。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秸秆的问题就得到了合理的处理，不仅没有造成污染，还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
在德国，秸秆的综合利用已经产业化，并且形成了闭合的产业链，政府的扶持和补贴鼓励了企业对秸秆的消纳。例如，在德国建设秸秆沼气工程，利用沼气发电，政府不仅会出资建设工程，给绿色发电企业补贴，还会补贴给用沼气电力的用户，例如，如果某个家庭的用电有30%是来源于秸秆作为原料的发电站，就会享受一定的电价折扣。因此，从生产方到中间流通者到用户，原本与煤炭或天然气相比没有竞争优势的绿色能源产业就有了竞争力，自然杜绝了秸秆焚烧，也就减少了污染。
在美国，农业几乎已经实现了农场式全机械化作业，秸秆还田也是秸秆的一大消纳方式之一。
2010年，李桂英及其课题组去美国进行生物能源项目考察，他们到了一处农场主家，两万亩作物只有三四个人管理，全机械化耕耘。这位农场主表示，如果国家要收购他的秸秆，除了收购的费用还需要另外支付补贴，因为秸秆还田省去了他一部分肥料支出，作物具备了完整的循环模式，如果要打破这个模式，国家需要付出相应的弥补。
当然，在国内也有许多成功的试点和地区。孟海波说，2014年底，他的科研团队为哈尔滨18个县市区编制了秸秆焚烧综合治理方案，他们将秸秆按区域地区划分责任区进行承包处理，由消纳秸秆的企业负责“吃干榨净”，责任与权利对等。比如一座秸秆发电厂每年能消纳30万吨秸秆，它可以分得邻近两个村的秸秆资源，并获得补贴，如果这两个村发生了任意火点，企业将受到查处，并撤销补贴。这种承包责任制也可以让秸秆焚烧问题获得有效控制。
采访后记烧秸秆的问题不是近期出现的，也不是近期能解决的。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在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规范化管理方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其实这反映的也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农民放弃一些传统思想，企业放弃一些既得利益，政府要多一些担当，三方合力才能给秸秆一个好的“归宿”，这也是实现绿色农业的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