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开腔”从街道不放垃圾桶，谈到日本国民“不麻烦他人”的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但一个良好的社会，除了国民自觉，还应有与国民的公民意识互相匹配的社会管理。
政府推动垃圾分类
尾濑国立公园发起的“将垃圾带回家运动”，很快就推广到全日本，而这项运动正好契合了日本政府垃圾治理的“5R对策”，即Refuse(拒绝垃圾)、Reduce(减少垃圾)、Reuse(再使用)、Repair(修复再使用)、Recycle(回收再利用)。将垃圾带回家，不仅是为了Refuse，而且有可能督促国家Reduce，或者Recycle。
“5R对策”的关键是垃圾分类，国民分类收集，政府分类处理。生活垃圾一般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及资源垃圾(金属、纸张、玻璃)等三大类。居民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用标准的垃圾袋摆放在固定的地点。政府的垃圾清理车会沿居民区收集垃圾，然后直接运往垃圾处理厂。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城市居民密集，不适合修建大量的垃圾站，因此，日本人一般是把垃圾直接从家里送到垃圾清理车，清理车又很快将垃圾送到处理厂，垃圾“中转”的过程非常短。这样既节省了建垃圾站的地皮，又避免了垃圾因腐烂发出异味，保护了居民区的环境，所以，政府的“5R对策”得到国民的大力支持。
垃圾处理厂根据不同的种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资源垃圾可以循环再利用，可燃垃圾燃烧后可作为肥料，而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东京一处新兴的综合休闲娱乐区，就有一部分是用垃圾在东京湾里填出来的。
日本的垃圾厂，厂房漂亮，厂内像公园一样种满鲜花和绿草，鲜花和绿草用垃圾肥料培育，最主要的是，焚烧垃圾时烟囱不冒黑烟。这样既安全又具有高颜值的垃圾处理厂，当然不会受到居民的排斥。所以，通常意义上的“邻避效应”，不是指居民没有公民意识，而是政府的工作不到位，缺乏说服力。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居民先天就具有自觉性。这就需要常识教育。日本的儿童从小就要学习正确处理垃圾的方法。对日本人来说，不会处理垃圾就无法在日本生活。对于不按规定处理垃圾的人，日本的法律相对宽松，一般都是由政府派人上门拜访、说服。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政府也不是罚款了事，这时媒体就充当公共利益守护人的角色了。日本有家电视台，专门在全国寻找不处理垃圾的人，然后由节目主持人与他们接触，帮助他们一同处理垃圾。据说，这节目的收视率还很高。
我们深圳也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晶报昨天报道，据深圳市城管局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改稿草稿)》，不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拟最高罚200元，但愿能有效果吧。
政府也应“不麻烦国民”
在日本的垃圾治理中，国民“把垃圾带回家”，是“不麻烦他人”;政府将垃圾车送到小区，将垃圾处理厂建得像公园，是政府“不麻烦国民”。正是这两个“不麻烦”的良好互动，使垃圾治理取得较好成效。
而政府“不麻烦国民”的显著表现，是财政上的公开透明。市政管理费用来源于国民的纳税，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日本一些城市的政府一般都会定期给各个家庭邮寄“市报”，从市长收入、市政府公务员工资，到各公共设施维护，费用收支计算得清清楚楚。居民知道公务员拿着工资没有偷懒，没有贪污税金，就会产生共同体意识，就会尽其所能保护共同体的环境，具体到垃圾处理，当然会支持和配合政府了。
不仅是垃圾治理，在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日本人都遵循这两个“不麻烦”。今年国庆假期，中国游客又涌入日本开启购买模式，过去是买马桶盖，现在是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甚至连感冒药、止疼药都买。以至于有网友调侃：没想到吧，日本人现在攻击中国的方式竟然是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一流服务。
调侃的背后，体现着两国在工业制造能力上的差距。据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介绍，因为日本没有多少资源，能源自给率不到20%，粮食自给率只有28%，日本人意识到，要维持生存，满足能源和粮食的进口需要，就必须发展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线所在。日本正是以这种深刻认识和进取精神，牢牢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高位，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公司和品牌，其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精益求精，享誉全球。日本产品很少有质量问题，更不可能有假冒伪劣，同样的产品各地价格也相差不多，顾客尽可放心购物。
政府对企业，既不会在财政上给予多大帮助，也不会按计划经济那一套过多干涉。比如对文化产业这一块，政府的责任只是尽力保护知识产权，并不会干涉其它。
国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政府知道自己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这就是日本社会管理中两个“不麻烦”的精髓所在。
生于忧患死于狂妄
在社会管理和公民意识上与日本的差距，让一部分国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于是就在反向刺激下，想尽办法寻找一些值得骄傲的理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感。同样是国庆假期，一则“日本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生活艰难”的帖子在网上疯传。查新闻源头，是中新网的一篇报道。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实施的一项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该国有29.7%的家庭认为生活十分地“艰难”，许多日本国民称无法感受到安倍经济学的成果。报道中，艰难两字是打了引号的，主旨是说安倍经济学的成果效果不大好。可到了网络的帖子里，给人感觉日本有三分之一的人穷得揭不开锅了。
与这部分国人喜欢忧患别人相比，日本国民更多的是忧患自己。曾经的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写的《近代日本新观》中讲到，中华民族总有“天朝上邦”优越感，而日本民族总处在忧虑之中。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一位学者写了本《日本天下第一》，刚开始日本人很高兴，世界老大都对我们服气了，说明我们确实牛。可马上就有知识分子批评，为什么不讲我们的缺点?这是“美国麻痹日本的阴谋”。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考察日本时，感受最深的是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整个行程中，听得最多的是日本人说“中国的发展朝气蓬勃，日本死气沉沉”，还有日本是一个“日出的国家”，但现在却是太阳下山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太阳当空的国家等等。这些言辞，即便没有“日本麻痹中国”的故意，但也体现出日本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危机意识使日本对爱国主义有了全新的定义。今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官网上发布了新纳入中小学教学科目的“特别教学科目˙道德”的学习指导要领解说。有关中小学教育项目“热爱国家及故乡的态度”，“国家”在该解说中被定义为“并非意指政府及内阁这些统治机构，而是指历史和文化共同体”，并注明“爱国并非狭隘排他的对本国的赞美”。
爱国，不仅不能狭隘地排他，也不能廉价地赞美自己。其实，爱国是件简单的事，政府谨守本分，国民管好自己，爱护环境，爱护家园，节约能源和资源，对同胞友善，别动不动在网络上咬牙切齿、刺刀见红，别像山东文登某“爱国青年”一样聚众斗殴，就是一位合格的爱国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