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哈佛教授康义德：能源利用问题不处理好，我们就还活在19世纪经济体中。
人物介绍：康义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亚洲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人物语录：
“社会责任和经济增长可以并驾齐驱，并不相互矛盾。”
“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做的比美国出色，美国人将其视为制约，中国人则视其为机遇。”
“节能服务也可以看作降低电网成本的一种方式。”
“现在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还生活在19世纪的经济体中。”
“将技术创新融入能源服务市场，经济效益不可估量”
南度度：很多人都知道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这里的精英课程总是给外界一种特别神秘的感觉。特别是我们知道肯尼迪学院还设有中国公共政策项目，已有超过千人的中国高级官员在这里受训过，包括李源潮副主席。作为该项目授课老师之一，能否请您为我们分享一下这项培训的内容及课程，以及这些课程之于中国的价值所在
康义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设置的中国公共政策项目，除了做培训，也有交流访问，还有研讨会，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主题内容，我想从三个方面和你分享一下这个项目。
首先是关于技能和分析框架的学习，这对于理解不同国家在公共政策领域的最佳实践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这些内容有可能是关于全球化的，那么它的挑战就在于如何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待全球化这一问题;也可能是关于商务谈判的技巧学习的，因此我们会在企业高层领导或者政府官员培训中举办谈判模拟;还有可能是关于如何理解和树立领导权的问题，帮助学员们从企业领导或者政府官员的角度，深刻理解领导力的意义。在学习了这些技能和分析框架之后，我们会让学员把它们运用于处理商业与政府的关系中。正因为我们是从企业及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讨论政府如何影响商业，以及商业如何反作用于政府，甚至影响整个政治环境。这是项目培训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次，我们会有关于某些具体话题或者主题的讨论。由于培训班多数是与中组部合作举办的，因此很多讨论主题是中组部为我们提供的，这些主题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比如关于城市化的问题，我们会组织一系列围绕这一话题的演讲及实地参观活动，我们可能会讨论如何向社区提供城市化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会从长远规划的角度讨论如何整合资源、实现城市化的发展。当然，我们还会选择其他主题，比如我们经常会被要求讨论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我的授课内容也会比较多的涉及环保和能源。这就是培训项目的第二大点，关于特定主题的探讨。
在具体的培训项目中，我们会将对技能和分析框架的学习与主题讨论相结合，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告诉你如何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去。比如我们经常在上午围绕一个主要观点展开讨论，比如大数据分析，下午就马上组织学员去具体的企业参观或者拜访某个城市的市长，直接去了解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理念，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至于您提到的这些课程对于中国的价值所在，我认为最让我们为之自豪的正是我们为学员所带来的价值。具体来说，我们为中国学员提供的不仅仅是新理念的学习、新技术的接触以及创新企业的实地参观，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美国这片领土上体验到了过去从未体验过的东西，并从中发现了巨大的价值。由于我们培训的很大一部分是探讨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这二者对我们的影响，因此我认为，离开肯尼迪学院学员的最大收益，就是对美国人如何思考、美国政府如何运行、美国经济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等等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南度度：您刚才提到培训中的很多讨论主题都与中国相关，包括城市化、气候变化等等，您觉得在公共政策及管理方面，中国的哪些创新令人印象深刻
康义德：根据对已去过的中国城市的了解，我发现当下的中国希望了解很多，比如了解未来城市化将如何影响城市，城市如何应对人口流动、住房、规划、环境可持续和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一些私营领域，像南方电网一样的大公司，已经意识到社会责任和经济增长可以并驾齐驱，并不相互矛盾。
同时我也看到，中国政府在制定降低碳足迹、改善环境的政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创新和技术上：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与企业谋求深度合作，并对其进行投资调研，使私营领域充分发挥其作用，并充分意识自身对未来城市、未来环境的重要影响。我还看到，中国政府正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来改善城市现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个聚集了受过高素质教育、富有创新力、独创力的高密度人群，是完全可以支撑起其所在的社区的。
南度度：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能说说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感兴趣吗
康义德：这就要说到我的家庭了。我的妈妈是意大利人，我的爸爸是美国人，我在家是讲意大利语的，当面临选择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美国学生选择的西班牙语和法语，都跟意大利语发音很类似，对我来说并不是很有趣。
我喜欢到不同的地方旅游，这跟我的父亲有关，他是一名律师，主要从事环境方面的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因公出差去过几次台湾，亲眼见证了当时台湾的变化，也就是这些简短的经历使得他对中国大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很早就告诉我，应该学习中文，但那时的我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一想到当时中国破败不堪的学校就会发疯。直到1992年，我开始读高中，我的爸爸再次对我说“仅仅是尝试一下，如果你不喜欢，完全可以停止学习，给自己一个尝试新事物的机会!”这次，我听了父亲的话并开始尝试，很幸运，我非常喜欢中文。对中文的浓厚兴趣让我在不久后来到中国，并被一所很有趣的大学录取，开始学习关于能源与环境的专业。这就是对于你所提问题的回答。
南度度：在去年的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共同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承诺了各自的减排目标。您觉得这份声明将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政府官员应该如何处理经济与环境之间微妙关系
康义德：我认为中美两国签订《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设定了减排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也是切实可行的，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这一声明是为了说明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两大排放国已经公开作出承诺，表示双方都将执行一个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而非仅仅是相对目标或者绝对目标，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年底的排放量比较，从而巧妙地避免了过去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你要知道，让全球193个国家达成共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无论是商务谈判、农业谈判、还是气候变化谈判等，过程都是非常之缓慢的。
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联合国要求所有排放国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共识，二是要推动主要排放国签订减排声明，因为全球2/3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于这89个国家。这个声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中美两个主要排放国要逐渐对自己需要做的努力达成共识，并通过改变国人的行为习惯，解决这一全球问题。
对于中国政府官员而言，我认为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需要权衡环境成本问题，但我觉得他们在考虑这一问题上做的比美国出色。美国的实际能源使用量比较稳定，很难从环保中看到商机，我们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作对国家的制约;而在中国，我发现这里的能源消耗仍然是上升的，中国政府官员倾向于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角度考虑节能环保问题，这更像是从一种机遇的角度切入，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作推广新产品、新服务，提高营业收入的机会。因此，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这一思维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所以美国就没有这种机遇。
南度度：很高兴您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态度，说到底，这些政策和目标的落实还是要靠中国的企业以及个人，而转变他们的态度往往是最困难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康义德：企业通常是以短期眼光来考虑问题的，这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利润，当然也带来了后续的问题，也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目前的现状是，企业的这个想法正发生着转变，因为他们开始注意到像南网能源这样的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这些公司向企业提出能源解决方案，并告诉企业如果他们减少对某种产品或者能源的使用，将会大大降低成本，甚至还可以节电。
事实上，这种节能服务也可以看作降低电网成本的一种方式。因为用电量减少之后，电网无需耗费大量物力财力修建使用率很低的调峰电厂，而在用户侧，在某一特定时间段比如用电高峰期，如果减少用电量，同样可以达到省钱的效果。这个例子表明，如果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并保证过程的透明度，同时向终端用户表明减少能源使用量不仅可以为自己省钱，还可以让别人帮你付费，那么电网企业就无需生产那么多的电，甚至可以减少对低使用率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现在，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还生活在19世纪的经济体中。过去的种种发明和事物让我们眼花缭乱，比如电灯，我们已经发明并使用了几百年，在电的有效使用上，我们也确实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问题在于，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否都在高效运行汽车运行方式是否高效发电厂究竟有多少时间用于发电而调峰电厂是不是仅在调峰的1%的时间里才会使用到……这些能源利用问题没有处理好，绝对是极大的浪费。
南度度：您如何看待能源服务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康义德：此行来到中国，来到南方电网，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在美国，由于一些政策上的管制，我们的能源使用量比较稳定，需求方面的增长不大，换句话说，这个需求市场并不真切存在。因此，即使美国存在一个能源技术的成熟市场，其发展速度也无法与中国当下的发展相比。正因为如此，这次来到中国我觉得非常兴奋，因为你们正在从长远的角度将能源领域的上下游结合在一起，将创新的技术、创新的想法有机融入中国的能源服务市场，可以预见，这些创新技术和应用将与市场发生作用，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