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可以改变生活，每个人都相信。
网络上购买商品，用手机短信快捷取货;要等的公交车还有多远，打开定位预测距离;通过无线医院系统，可以免费挂号……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这些曾经被视为“乌托邦”的图景，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回答“什么是好人”一样困难，每个城市、每个机构，乃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智慧生活不只是碎片式的“智慧项目”，从智慧项目到智慧城市，走好这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
一度抽象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由IBM提出，其对智慧城市的定义为：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在IBM的构想中：永不堵塞的街道、安全放心的食品、取之有道的能源等，都是可以实现的理想生活。这被专家看做是全球关于智慧城市设计的“最佳模板”。
从历史与现实看，智慧城市是一种内在需求。据调查显示，1900年，全球仅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时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仅12个;20世纪中叶，全球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百万级人口城市数量增至80个;到2008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现在，全球百万级人口城市已超过400个，其中20个都市圈人口超过1000万。
全球城市还将继续快速扩张。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70%的人生活在城市。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城市“智慧”必不可少。
所以，人们便努力构想未来城市的样貌，并冠以“智慧城市”之称，即便它一度是抽象的。早在上海世博会上，多个展馆就打开了想象的闸门，让人们提前体验一把未来的智慧生活：
生病了，可以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享受“私人保健医生”的诊疗，再不用辛苦跑到医院去排队;家中墙壁就是一个可互动的大屏幕，你可以对着它与远方的亲朋好友视频聊天或办理其他事务，指令非常简单，只需说出“接听”、“给某某打电话”、“订下一班去某地的飞机”即可;上班了，智能交通系统又来帮助你选择最佳出行路线……
智能电力家庭也是一大看点：下班了，别急急忙忙往家赶，打开电脑，轻点鼠标，一组指令信息就会自动传回家中。于是，电饭煲开始煮饭，热水器开始烧水，空调开启……一切自动化，只等主人回家。
智慧城市还会打造一个多层立体的交通体系，采用无污染的新能源交通工具和驾驶体系，实现零排放、零交通事故，远离对石油的依赖，远离交通堵塞，即便是盲人，也可自如驾驶。
一场校园实验
当智慧城市一说引入中国后，其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创新，可以说是实现了“本土化”。
在中国，说到智慧城市，不得不提“三个一”架构：一张网络，一个城市数据中心，一个城市运营管理服务平台。智慧城市强调数据的共享，需要打通各部门的壁垒，让他们将数据贡献出来分享建立一个城市数据中心。
来自城市各个角落、各个层面的信息交互起来、分享起来，才能够实现数据的挖掘，这是智慧化的关键步骤。这个步骤，不完全是技术性的问题，更是思想的转变，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就必然有中国的特色和需求。
关于智慧城市的探索从未停止，同济大学绿色建筑及新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谭洪卫坦言，“我手上正在做的有关智慧城市的项目，越来越多”。
打开同济大学“校园绿色监管系统”，从虚拟地图上点击进入“文远楼”，这幢建筑每个时段里照明、采暖、电梯等分类能耗就以不同的颜色，清楚地显示在屏幕上。
这套系统是2009年谭洪卫带领同济大学绿色建筑及新能源研究中心自主开发的，它可以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各栋大楼内水、电、燃气等各类能耗数据，最终针对已发现的不合理能源使用情况，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目前这套系统已经覆盖了同济大学300多幢建筑。
除了即时信息，平台也可查询历史信息，如要查询某幢教学楼前天晚上的用能情况，只需点击相应的日期即可。一旦发现有不规范的用能现象，将立即向相关单位发出警告。
比如说，监控人员发现，四平路校区的一幢教学楼晚上12点空调能耗特别大，“学生都不在教室里了，为什么空调能耗反而高了?”经过调查发现，原来这幢楼的保安夜里值班开启多个空调，导致能耗上升。经过和物业协调，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
谭洪卫解释：“学校是能源消耗大户，如果能从学校抓起，挖掘学校的节能潜力，每年的节能数字会很可观。以同济大学为例，同济大学的建筑体量将近200万平方米，每年消耗的能量大约是5万吨标煤，而我们国家一般把超过一万吨标煤的企业列为重点监控能耗大户企业。因此，建设节能型‘智慧校园’很有必要。”
如今，这一项目已经推广到全国260多所院校，谭洪卫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奖状，这一项目在国内外获奖连连。“但这远不是成功，中国的智慧城市探索才刚刚开始。”谭洪卫说。
几年前，谭洪卫还开发过一个叫做“校园碳足迹”的手机应用(APP)。运用碳足迹的概念和方法，从能源、食物、纸张、垃圾、水和交通这六个方面来计算学生的碳排放，并以此为根据有针对性地提出减排的方法。
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可以往APP里面添加数据，比如一周上几次图书馆、每天什么时段在宿舍、去自习室的时间有多久、每周的娱乐活动有几次……这些都可以成为数据。谭洪卫把学生的日常生活整理成一系列的菜单，供学生去勾选。通过掌握学生的生活规律，在后台利用计算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某一天某个学生大概消耗了多少资源能源，他的碳足迹是多大。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让城市里生活的人都能够加入到碳足迹中来。
加入了碳足迹会有什么用?谭洪卫说：“把日常的行为量化，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并不低碳，便会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国现在的单位人均能耗是不高，但是我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所以不能走传统的路。”
把这些贯穿在日常生活里，让市民自发地参与到这种可持续发展中来，不失为构筑智慧城市的一种方式。
从智慧校园到智慧城市，从碎片式的智慧项目到连成片的智慧空间，路已铺好，但仍有“堵点”。
堵点一
轰轰烈烈开头
潦潦草草收尾
谭洪卫的很多项目都是从校园开始的。这并非偶然，学校注重科技创新，在社会上推广需要的是比较成熟的技术，而在学校就可以尝试无数新的可能。因为，学校有科研力量支撑，如果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除了科研力量，谭洪卫更看中的是理念文化的输出。学生们在校园里充分体验了智慧的理念后，就会把这种理念带到社会上去，带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去，这种效益是可以无限放大的。
这样的尝试一直在继续，却伴随着阻碍与失败的风险。
校园绿色监管系统有很多的基础数据量，后续的机制就变成了挑战。既然有了监管平台，当然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数据收集、分析、应用，但如今团队建设、政策设计还没有完全跟上。数据表明了现象，之后如何处理还值得思考。“现在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轰轰烈烈地开了一个头，最后却草草收尾。”谭洪卫有些担忧。
从2009年开始推行《节约型校园的建设与管理导则》到现在，很多高校拿到这个示范项目，虽然都按照导则的要求去做了，但是却不知效果怎样。有些当时完成了这个项目，可是后续没有继续维护，慢慢地就萎缩了。谁来运行，谁来管理，谁来维护，后续的预算能不能保证，都是问题。
这些项目或许并不能带领人们直接抵达智慧城市，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抵达智慧城市的可能性。
谭洪卫正在策划的智慧城市项目不少，其中与老百姓生活最相关的还是一个叫做城市街区空气质量预测与评估的项目。
如今，空气质量测评并不少见，但大多以整个城市为单位，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作出总体的预测与评估。而事实上，城市的总体空气质量并不等于某一街区的小范围空气质量。很多人的生活都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内，他们更关心的是天天居住或工作的街区的空气质量是否达标。
谭洪卫有这样一种设想：将来买房子，可以给你提供一张环境地图，你一看就能知道哪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好，甚至还可以告诉你哪个楼层的空气质量好，哪些高度的空气质量不适宜居住。这一方面是给市民买房提供方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空气质量地图能够流传，城市的政府部门也会去关注怎么改善那些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街区。
想法听起来很不错，操作起来却很有难度。城市街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测评环境，某一街区内的空气质量受人口密度、汽车数量、建筑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这就涉及到一个多学科交叉问题，要准确测出这个街区的空气质量，就必须要跟气象部门、交通部门、环境监测部门合作，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信息资源。
就拿交通来说，汽车尾气是城市街区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如果不知道这个街区里面有多少汽车数量与流量，当然就不了解这个街区的排放量，也就无从评价空气质量。这就需要数据的有效整合，如果拿不到数据，那么只会是事倍功半。
堵点二
数据分割不愿共享的“肉”
采访中，谭洪卫对高大上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似乎不抱特别多的热情。他的想法是，现在各部门的数据存在很大的分割，统计部门有统计部门的数据，流动人口有流动人口的数据，商家有商家的数据，“你要想把这些“肉”从人家嘴里拿出来都特别难，特别是涉及到国家资源分配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
对所有智慧城市的建设者来说，政府数据的开放是成败的一个关键。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很多受访者表示，政府各部门对开放和共享数据并不太积极，不大愿意放弃部门利益和权力。
比如公安、城管和交通部门都有各自的视频监控系统，分布也不一样，当你出于需要借用其他部门的视频资料时，需要经历提交申请、签字的流程，中间会耽搁大量的时间。而一旦数据开放和共享之后，除了自己部门的数据之外，可以在有权限的情况下随时从后台调取所需的任何数据。这对于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是很好的落实。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现实问题可能是，许多部门甚至连搜集和统计数据的工作都没做好，这种情况下如何共享?
“我曾跟工信部一位官员交流，他对此持不乐观态度。因为政府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数据准不准，他们自己说了算。当数据开放共享之后，一些部门的弱点便会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势必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谭洪卫说。
事情也慢慢有了转机。去年，由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信息共享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本部门建设管理的信息资源可授权需要该信息资源的其他部门无偿使用。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纠正。”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总工程师王爱华说。
这一天，值得期待。
堵点三
良药很多
药师还少
在智慧城市中，“智”指智能化、自动化，代表城市的智商;“慧”指灵性、人文化、创造力，代表城市的情商，完整的智慧城市就是“智商+情商”的组合，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物的智能。
《智慧城市》一书的作者安东尼曾反复提到，智能科技是城市的良药，而公众就是选用合适药品的药师。类似于互联网精神，用户生成内容将成为智慧时代城市的核心。
几年前，人们就尝试着去做了这样一种实验，由柏林公共艺术实验室发起的“链接城市”将公共空间的运用延伸到建筑立面上。在城市找一块建筑立面，将它当成屏幕，当市民站在屏幕前聊天时，他们谈话的内容会不时被投影到屏幕上，如果不喜欢投影上的内容，还可以用电子弹弓向屏幕发射小炸弹。借此，我们看到的是“公共领域”的数码化呈现。虽然这只是一件暂时性的、由民众协同参与的公共艺术品，但它极其鲜活地诠释了什么是“参与”，如何将“建筑物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还给市民”。
在IBM2013年发布的报告《未来5年的5大预测》中，报告起草者提出未来的城市将会帮助居民更好地生活，其中有一条：“移动设备和社会化的互动，可以帮助市民和城市领导对话。”
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看到智慧城市的全部——因为它们正在全球陆续兴起。智慧城市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程。每天，我们都在铺设新的线路，安装新的天线，加载新的软件，以及搜集新的数据。
当然，困难依然存在。技术产业要求我们围绕高效、安全、便捷的生活设想，重新建设世界。但是，仔细想想，我们之前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情景。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谈到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时说：“你知道通用汽车想做什么?他们居然让人们相信，只要人们买了车，公共部门会为他们建设公路。”而这，正是今天的计算机企业正在做的。
安东尼这样断言，“如果这看起来是个不可完成的目标，那么请不要忘记，终有一天，最智慧的城市就是你所居住的城市。如果这不值得奋斗，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奋斗。”
最聪明的城市什么样
在《智慧城市》一书中，安东尼˙汤森告诉大家，智慧城市还会超越这些想象。
有统计说，目前全球有200多个“智慧城市”项目正在实施之中。安东尼认为：“最重要的是，发生真正变革的关键和前提条件现在都已具备：人们希望变革!不论是在董事会，在内阁办公室，还是在餐厅饭桌前，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渴求全新的方式。”
其实，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一项项智慧项目，更是新鲜的生活状态。
韩国松岛被很多人看成是全球智慧城市的模板。公司职员朴善新就居住在这座“全世界最聪明的城市”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我居住的城市非常聪明，所谓“聪明”说的不是居民的智商，而是指松岛的道路、公园与高楼都有内置智能。在松岛，电梯只在有人乘坐时才会启动。在各家各户，远程呈现设备像洗碗机一样普遍。人们不仅能控制供暖和防盗，还配备视频会议设备，能接受教育、医疗和公共福利。整个城市的社区、医院、公司、政府机构实现全方位的信息共享，数字技术深入到每一户。
“这就是我心中的智慧城市，各种科技并不是点对点，而是与我们的生活连成片状，而且我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朴善新说，“松岛就像一台巨型智能电脑，它能按照规定程序自动帮我们‘思考’怎样让都市生活便捷高效。”
其实，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对于智慧城市的评价标准，包括智慧经济、智慧环境、智慧治理、智慧机动性、智慧居住以及智慧人等6个方面。
在2014年巴塞罗那的世界智慧城市颁奖典礼上，哥本哈根获得智慧城市最佳项目称号。它的智慧理念推崇“环保至上”，来自手机、公共GPS系统以及下水道和垃圾设施的传感器的无线数据帮助哥本哈根达到减少拥挤和污染的目标。
最近，在上海举办的北欧智慧城市研讨会上，奥胡斯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主任马丁˙布莱恩斯科夫骄傲地介绍哥本哈根“智慧城市”的最亮点——自行车王国。
2010年，哥本哈根开始推广一种智慧型自行车，这种自行车的车轮装有可以存储能量的电池，并在车把手上安装射频识别技术(RFIT)或是全球定位系统(GPS)，汇聚成“自行车流”。通过信号系统保障出行畅通。与此同时，政府大力完善沿途配套设施建设，如建立服务站点、提供简便修理工具等，这为自行车出行提供便利。
数据显示，这种新型自行车与配套设施确实有效果，越来越多的市民拉长骑自行车的距离，以减少使用会产生温室气体的运输工具。到今年，哥本哈根市民往返城郊选择自行车出行的人数比例达到50%，节约能源15%左右。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环保方面的一种尝试，马丁立即否认，“用智慧的工具给人们带来智慧生活，这是打造智慧城市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