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提出峰值目标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完成这一目标，将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如何解决面临的困难?
对话人：国家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
邹骥，国家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谈判代表团代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主要协调作者，联合国政府间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组成员。最新发表专著有《论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国际体制》。
提出峰值目标基于怎样的考虑?
基于对世界工业化﹑能源科技发展历史进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以及对未来世界、中国发展趋势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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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提出这一目标，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邹骥：
这是基于对世界工业化﹑能源科技发展历史进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以及对未来世界﹑中国发展趋势的研判。
一是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排放峰值一定会出现。因为能源结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发展方式和人口过渡等驱动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峰值的到来。
二是上述驱动因素作用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发展路径、排放路径的差异;观念、发展方式﹑政策和体制的不同会导致峰值到来的水平和时间(或对应收入水平)的不同。美国的峰值水平在人均22吨左右，对应的人均GDP也在2.5万美元(2010年价格，下同);而德国为14吨/人，对应2.4万美元;英国为12吨 /人，对应1.7万美元;法国10吨/人，对应2.3万美元。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约束和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约束下，能否摆脱路径依赖，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既提高收入和福利水平，又付出较少环境代价的道路?
中国政府宣布的峰值目标，事实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发展路径的创新。2030年我国收入水平大约可望达到1.4万～1.5万美元/人(2010年价格)，也就是说，我们达到峰值时对应的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水平，比发达国家的峰值来得早，而且人均峰值水平也有望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水平。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是中国对人类发展和全球气候保护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需要做出艰苦卓绝努力才能够实现的。
三是设立峰值目标，是我们全民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对人类发展路径规律的一次思想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它与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追求，与中国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提质升级、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诉求是高度一致的。与解决局地环境污染问题、提高经济竞争力、将增长的主要来源从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要素效率的提高等，都是重合的。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实现峰值的过程，就是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进步、收入不断提高、人口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国实现排放峰值，是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的里程碑和必然要求。
记者：
这一目标的制定对我国的绿色发展、结构转型等将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邹骥：
最重要的影响是峰值目标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倒逼机制, 把低碳转型的大势转化为一个有明确时间表的实施步骤。发挥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升级、提高竞争力的抓手和助推器作用。同时因为温室气体与局地污染物 (如颗粒物质)有很多是同根同源，二者有可能形成协同效益。 实现峰值，需要能源结构的低碳清洁化，这不但有助于减少全球温室效应，减少包括雾霾在内的局地空气污染，也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实现峰值，还要求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源与碳强度，这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延长制造业的产业链并提高增加值，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它还要求通过科学合理的生产力布局、人口布局和基础设施布局，推进低碳城镇化进程，对新兴城市做出低碳规划。总之，实现峰值目标是全人类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共赢，是世界和中国的共赢。
记者：
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将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改善带来哪些影响?
邹骥：
在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的同时，也促进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质等污染物的排放，对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促进作用。 但是要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控制局地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道路，并不能同时满足控制二氧化碳和局地污染物的要求，比如很多发达国家的PM2.5很早就控制住了， 但二氧化碳的控制则大大延后。 这就意味着今天中国的治理内容需要更加综合，具有双重约束。这是中国面临的独特主题，需要自主创新，创新发展路径和技术路径。
要达到峰值目标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决定能否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也是最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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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越早，对经济发展影响越大。可否具体分析一下达到这一目标面临哪些压力?如我国经济面临下行趋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不高等。
邹骥：
尽早达到峰值，必然会有很多压力和阻力。经济的低碳转型，也有“三期叠加”的问题。
首先，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这恰恰说明靠过去增加要素投入的方法已经难以支撑经济增长，已经难以奏效。增加耗能、增加污染排放，即使对经济的短期增长也已经不再奏效，而且还损害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要增加污染和排放的任何理由了。今天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出、创造并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新的商业机会、就业机会、社会福利改善机会。
第二，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努力中，提高低碳密度甚至零碳密度能源比重，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如替代煤炭的天然气储量和可获得进口供应量的制约;可再生能源入网的技术、成本与体制和政策制约等。
第三，结构调整会导致煤炭和冶金等行业短期的结构性失业﹑银行还贷与其他债务风险，需要有专门的转型保障计划保证顺利平稳转型。
第四，随着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的持续增加，中国经济对消费的倚重程度上升，与消费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与交通相关排放比重会稳步上升，甚至会取代今天制造业排放为主的地位。这与今天的城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布局设计与技术选择是否具有远见、未来新一代消费者的价值观与消费行为都息息相关。稍有不慎，我们有可能会被今天的高碳投资锁定几十年。
第五，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识、能力依然是短板。这包括政府的执政能力、企业界、投资家的眼光、消费者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社会选择。
最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决定能否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也是最难的地方。
虽然面临的挑战很多，道路曲折，但要实现两个百年梦想，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
如何才能完成峰值目标?
需要对一个基本的向低碳发展路径变迁的战略路线图进行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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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面对巨大挑战，要如何完成这一目标?
邹骥：
为了切实迎接这些挑战，需要对一个基本的向低碳发展路径变迁的战略路线图进行顶层设计。这些顶层设计包括：树立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视野和政治决心、意识;以成本最小化为指针的技术路线图;支持技术路线图的融资路线图;支撑技术和融资路线图的政策和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了这些路线图之后，就需要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传播咨商，变成大家认可的意识、目标、计划。接下来就是政府要带头推动，将其变为行动。企业和居民也要跟上，一定要真抓实干地从政策、体制、组织、资金、技术上去落实。
要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面对满足日益提高的能源需求的长期任务，首先要推进能源结构低碳清洁化，即持续以高效清洁煤炭使用方式和技术取代低效污染的煤炭使用技术和方式，包括进一步以高效火电机组淘汰低效机组，提高电煤在整个煤炭使用中的占比，减少散煤使用的占比等;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使用中的比重;稳步推进核能的安全利用;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的集中上网发电和分散独立使用。
要加大低碳清洁技术的研发力度，特别要开拓政府、企业、研发单位联合研发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加速低碳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特别要发挥企业在低碳技术进步中的主导作用。
要加快体制改革和政策设计与实施，促进产业部门内部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加值;促进全经济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来源的智能化来源、服务业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