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运行情况，是反映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这充分说明了电力与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能源转型，经济、能源、电力、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就中国电力在新常态下的新特点、新问题、新举措，我谈一点个人看法。
1电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全社会用电增速明显放缓，即由高速向中高速，甚至向低速变化。电力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电力处于短缺状态，瓶颈制约是电力发展的世纪烙印。直到2011年，形容电力工业状况的年度关键词，仍然是“电荒”。但是，2012年以来，电力供需由平衡实现总体宽松。用电增速，由2011年的11.97%，下降到2012年5.6%，随后又上升到2013年的7.58%，再下降到2014年的3.8%。预计到201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以内。这种状态既与经济进入新常态密切相关，也与电力需求在过去多年过高速度增长有关。
二是中国经济结构向能源消耗低的方向转化。这体现在用电结构上的明显变化，就是第二产业用电比重不断下降，由2011年的75%，下降到2014年的73.6%，今年1～8月份又同比下降0.7%;第三产业用电量不断上升，比重由2011年的10.9%，上升到2014年的12.6%，今年1～8月份同比增长7.5%。
三是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持续提高。2014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已经达到33.3%，发电量达到25.6%，创历史记录。截止2015年7月底，并网风电达到1亿多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超过3000万千瓦。
四是能源资源的大范围优化配置能力提高。到2014年底，全国累计建成3交7直10项特高压工程，形成了华北、华中、华东、东北、西北、南方、西藏7个同步电网，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全国联网。2014年底，全国跨区输出电量2997亿千瓦，是2010年(1492亿千瓦时)的2倍多。
五是煤电清洁化水平显著提高。我国通过建设高参数、大容量机组，以及以大代小、老机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强化管理等措施，使每千瓦时火电供电煤耗在2014年降低到319克标准煤(净效率38.5%)，保持总体上的国际先进水平。3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总装机比例达到了77.2%，60万千瓦及以上占比达到41.5%。截至2014年底，我国单机容量100万千瓦的超超临界机组达到68台，机组数量居世界首位。2006年，我国火电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3项污染物排放总量之和达到峰值，约2555万吨。到2014年底，3项污染物排放总和小于1338万吨，降低了47.6%，污染控制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按达标排放测算，则可降低到528万吨，比峰值时低79.3%。但是，火电发电量却增长了78%。这些特点既是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特征，也说明了工业化后期的电力特征。
预计下半年，全国电力消费需求增速有望回升，全年新投产发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到年底，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4.7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比重提高至35%左右。
2电力发展过程中，遇到哪些新问题?
一是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电量需求增长速度过缓。除了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外，电力需求侧管理和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也是导致增速降低的重要原因。此外，还受到一些负能量因素影响，比如对电能替代的认识不足，在天然气缺乏、价格居高，但是电能相对富裕的条件下，在终端能源消费中，提高电能比例的力度不够。换句话说，电替代的速度过慢。
二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电力发展增速的惯性作用与经济下行的反向关系。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新投产电力项目仍可以保持1年1亿千瓦水平，这说明什么?其中,虽有可再生能源发电快速增长的因素，但在电力相对富裕的地区，煤电抢先的发展状况依然存在。在局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无序问题也异常突出。
三是电源与电网发展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电网建设不协调，调峰电源建设与其他电源建设不协调，分布式电源与集中电源不协调，以及用电与配电网不协调等。这都导致弃风、弃水、弃光、高效煤电机组利用率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呈旧愁未消又添新愁之势。
四是没有充分发挥好电能在能源系统中的优化作用。在中国消费的近40亿吨原煤中，约55%转换为电力，散烧煤比重非常高。同时，部分地方采用天然气替代燃煤供热电厂的作法，在现阶段是一种“逆性”替代。
五是供需总体平衡，但局部问题非常严重，或过剩或短缺，未能有效利用电力资源。举个简单例子，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由2012年的4579，下降到2013的4521，再下降到2014年4286，今年上半年继续同比下降。
六是火电厂节能、减排、低碳之间的要求不协调，管理制度之间存在重复、交叉、矛盾的情况。
3解决新问题，还能用老办法吗?
梳理新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常态下经济与电力的发展关系，正确认识新常态下电力的规律性，实现电力与经济良性互动，使电力由过去被动适应经济发展转变为主动促进经济发展。
针对遇到的新问题，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比如，持续出台减审批、帮企业、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快电力体制改革，颁布了以“放开两头、管住中间”为核心的电力体制改革9号文件，各项配套改革的文件也陆续出台;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推进智能电网建设，以及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等文件。仅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在2015～2020年不低于2万亿元，其中2015年投资不低于3000亿元，“十三五”期间累计投资将不低于1.7万亿元。
我认为，汲取国际经验、历史经验固然重要，但并非都是解决我国当前各种复杂问题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压力的灵丹妙药。研究中国电力发展，切忌单纯地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或者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变化作为范式。
我国面临的发展时代、技术发展水平、问题的性质和能源资源禀赋等，与发达国家发展过程遇到的情况大不相同。例如，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用电量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但能源电力化和电力绿色化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电能替代空间很大，尤其是加快电动汽车的发展，将是解决城市交通污染的根本性举措。因此，保持电力工业的适当超前性和中速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再如，占美国发电量约40%的燃煤电厂，全国平均年运行小时数在6000小时情况下，仍保持了电力供需平衡。这是因为燃机数量大于燃煤机组数量，且燃气价格较低。而我国燃煤电厂是调峰主力，如果运行小时数达到5500小时，全国会是严重缺电局面。
再来看看，美国煤炭约95%用于发电，解决燃煤电厂的大气污染问题就是解决煤炭的大气污染问题。但是，我国大气污染主要来源是散烧煤。所以，不同国情，处理方法是不尽一致的。
针对上述情况，我建议，一是要从优化中国能源系统出发，做好“十三五”能源电力发展规划。当前，我国能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系统综合优化。优化的指导思想，是达到经济效益好、环境质量好的问题导向，而不是措施导向。现阶段，做好煤炭清洁利用、合理利用，仍然是中国能源系统优化的核心。我认为，用去煤化思维是解决不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的。煤炭的清洁合理利用，是解决散煤问题的主要方法。其中，重点是用燃煤热电联产机组或者燃气替代散烧煤工作。散烧煤的优质化，是替代过程中的过渡措施。
二是逐步建设好智能电网。在配电网改造过程中，应以智能电网发展为骨架，为大规模、有效接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分布式电源奠定基础，优化配置能源资源。
三是有效遏制电源盲目建设。包括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盲目建设，保持电源与电网建设的协调性，着力解决分割式电力和能源管理方式，真正做到全国能源管理一盘棋，使能源事业与能源产业相协调。
四是逐步建立以低碳发展为统领的电力节能减排新体系。常规污染物控制、能效管理和碳减排之间，形成了多种矛盾关系。但是未来，碳减排将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以碳减排为统领，将有助于解决或者缓解当前在各种指标设定上、管理上、措施上的重叠、交叉，甚至矛盾混乱的状态。
(本文系作者在2015第五届能源高层对话会上的发言，本刊见习记者雷英杰整理报道，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