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碳排放总量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是高估，一种是低估。
举世瞩目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接近尾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同，中国的碳排放数据不再是会议焦点。
碳排放第一大国、占全球总量约30%的中国碳排放数据有多重要?六年前的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强硬地抵挡了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碳排放数据“可检测、可报告、可核实”(MRV)原则的压力，但中国因此被许多国家指责为哥本哈根大会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国会，则长期以中国数据缺乏可信度为由拒绝通过减排法案。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全球196个缔约方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寄予更大期望。但在巴黎会议开始前不到一个月的11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二氧化碳年排放被低估了10亿吨。该文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较大，舆论一时对中国不利。但这一次，中国轻松回应了质疑。原因是《纽约时报》得出高排放数字使用的基础数字，其实是中国官方数据——2015年2月和8月，中国官方分两次公布了一系列调整后的能源消费数字。
国际能源署(IEA)在11月20日发布的最新一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报告中就纳入了中国统计局对2011至2013年的数据修改。对比上一版中2012年85.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修正数据后，IEA将同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了3.2%至89.8亿吨。
2015年11月19日，在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大方地回应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向气候大会提交自主贡献减排方案中，基础数据已是调整后的数据，所以该数据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减排承诺。
从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196个缔约国并未对中国碳排放数据过于计较一事看，中国主动调整碳排放数据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然而，对于中国碳排放总量这个重要数据的学术争执，从前没有停止，之后也不会停止。未来国际社会显然会继续要求中国数据“可检测、可报告、可核实”。
一直以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碳排放总量存在两种看法。主流看法是数据被低估，另一派则认为数据被高估。双方均有不同研究得来的数据支撑。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的几个月，两派争论到达高峰。
争论有利于明辩。学者偏向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作低或作高碳排放数值的故意，数据不准确更多是由于统计能力有限以及现有统计方法的弊端。
高估说波澜
2015年8月，国际权威科学期刊《自然》中一篇“中国化石能源燃烧与水泥生产所产生碳放排量”的论文被广泛传播、议论。
论文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在2000年至2013年间，被高估了106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比全世界森林自1990年至2007年间从大气中吸附的二氧化碳总量还要大。而发达国家自签订《京都议定书》起20年来减排量才1亿吨。这一结论挑战了当下几乎所有主流的中国碳排放估算。
财新记者随后采访了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刘竹。刘竹介绍，他们的研究重新计算了能源的表观消费量，同时取样实测了中国本地产燃煤的平均碳排放因子。这项研究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碳专项项目等多个国内外项目的资金支持。
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量等于能源消费量乘以能源碳排放因子。
化石能源燃烧碳排放量排放占据人类活动二氧化碳排放80%以上。从上述数学公式可以看出，碳排放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能源消费量和能源碳排放因子两大变量。
此项研究有两大重要发现，中国的表观能源消费量在2000年至2013年间比调整前的官方能源消费数据平均要高10%;中国本地产煤在含碳量、热值、氧化率三方面都低于发达国家使用的燃煤，中国煤炭平均排放因子(即燃烧一吨煤平均产生的碳排放量)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温室气体清单中列举的炼焦煤排放因子参考值小了约40%。中国煤炭整体质量较差、灰分较高是主要原因。
刘竹强调，他们得出的平均碳排放因子是依据实测数据得来。2011年，刘竹团队在中国5000多家国有煤矿中调查了其中4232个，被调查的煤矿煤产量占该年原煤产量的36%。
通过收集企业报告的煤炭种类、产量、采挖深度等相关数据，比对602个具体矿点中实际采样的煤炭化验和分析结果，再通过不同煤种产量加权平均数计算，得出平均每燃烧一吨中国本地煤，所排碳量在0.491吨至0.499吨之间。
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中国两次的温室气体清单，都没有直接给出用于计算的碳排放因子，但刘竹团队从得出的结果倒推，认为其他计算中所使用的碳排放因子一定高于他们研究中得出的数据。
“我们承认每一年煤的品类分布不一样，产量不一样，但总体来说，最近几年，国际组织对我们碳排放的高估是确凿的。他们使用的因子也没有随年份而变化。”刘竹说。论文显示，相比IPCC评估报告所采用的EDGAR数据库对中国2013年碳排放量的估算，刘竹等人得出的结果要低14%，而相比2005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的相关数据，他们的计算结果也低了12%。
该篇论文发出后，很快被多位国内学者质疑。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是其中之一。“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数据上，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估计都比刘竹论文更加全面。因此以刘竹论文的估计为标准，断言包括国家温室清单在内的其他清单高估了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滕飞在今年8月撰写的一篇文章写道。
2005年国家气体清单由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组织协调相关研究机构、政府单位和行业专家编制，是中国政府于2012年底递交给联合国的第二份温室气体清单。滕飞参与此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滕飞首先指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既采用了与刘竹论文的表观消费量计算法一致的参考法对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进行了计算，又与按照以部门为基础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法所得出的结果作了比对，结果表明两者误差率在3.12%，符合5%的合理误差范围。但刘竹论文仅用参考法进行了测算，并未采用部门法进行校验，这一做法并不严谨。
其次，基于煤炭科学院的煤质数据库及全国商品煤产销合同中涵盖的11亿吨煤质进行的分析，清单以表观消费量计算，得出的平均碳排放因子为0.548tC/t(碳吨/吨)。至于哪个排放因子更准确，滕飞认为，清单所使用的方法和刘竹文中的方法两者目前难分优劣，需要进一步对两个研究所采用的煤质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
滕飞进一步论述，刘竹论文仅计算了能源活动和水泥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清单则包含了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包括水泥、石灰、钢铁等)以及废弃物焚烧处理。若单比较能源活动排放，按清单部门法和参考法结果，两者的差距应该分别是6.6%与9%，而不是刘文指出的12%。
然而，刘竹论文不乏支持者。
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柯阳毅告诉财新记者：“考虑到他们使用了相当全面的煤炭质量和煤炭燃烧率数据，我认为刘竹他们在研究中得出的碳排放因子是相当准确的。”
当然，柯阳毅认为，这份研究中的其他部分还存在争议，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在比较自己的数字和其他研究的数字时，所使用的方法不是很科学。“许多差距并没有他们论文中所描述的那么大。”
新数据支持低估说
尽管刘竹团队一系列调查得出中国碳排放因子被高估的结论，但这一因子暂时并未被中国官方和国际气候机构理睬。反倒是，中国能源消费数据从事实上向上调整近10%，这一调整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低估说。
上调数据中的一部分最早公布于2015年2月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对包括煤炭在内的有关能源数据作了幅度不一的调整。2015年8月印刷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公布了覆盖更多年份的能源数据调整细节。其中，煤炭消费量的调整最为显著。
财新记者对比修改前后的两组数据发现，2000年至2012年间煤炭消费总量上调了7.5%，2012年单年上调5.9亿吨，调幅最大，接近17%。
在碳排放因子没有实质改动之前，能源消费总量大幅上调，显然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数字的上调。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坐实了中国之前碳排放被低估的说法。
国家统计局在给财新记者的书面回复中指出，此次数据调整基于2013年中国进行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所得数据，对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经济普查每五年开展一次，与常规年度调查相比，普查调查的范围更全，直接调查的单位数量更多。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对能源统计数据的修订，表明我国在能源数据统计上更加严谨与透明。调整后的数据更能准确反映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实际情况，为国家制定‘十三五’及今后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实施‘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依据。”国家统计局在回复中写道。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指出，上调最重要原因在于普查补充了规模以下煤炭企业的数据。在中国一万多家煤炭生产企业中，规模以下企业占据了大多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统计人士评论，这次调整幅度之大，在中国能源统计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但一些中美专家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在能源统计方法和数据透明度上有了进步。
多位受访的国内能源专家对此次上调并未表示惊讶，中国能源数据不准确在能源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数据不准的证据之一是各省能源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汇总数字之间不同。据刘竹等人计算，多年来各省总和数字比国家统计局数字平均高了20%。
能源专家指出，中国能源统计误差如此之大的原因，除了国家年度调查会遗漏小企业数据，还有煤炭跨地区生产、调运过程中在各省数据中可能产生重复计算。此外，不容抵赖的是，过去统计局垂直从地方政府收集数据的方式难免会出现地方会塑造政绩而“美化”能源消费数字的可能，而一些地方由于人员专业度受限，也常常“天马行空”地随手编造数据。
此次调整后，地方数据和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也大大缩小，这被视为调整后数据更可信的一大依据。
“从国家这次数据调整来看，我们还是很认真的，不是说我们明明知道了，怕报出去引起风波而瞒报，而是选择公开透明的方式。”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
呼吁更透明的数据
无论如何，中国根据新经济普查上调碳排放数据的举动，以及让碳排放数据更加透明化的做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给本次巴黎气候大会铺垫了良好的氛围，也让中国政府在谈判中更加主动。
对《纽约时报》“中国耗煤量远高于报告数据，令气候谈判更为错综复杂”的标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费楠茉表达了不同意见。“新的煤炭消费量数据不会打乱巴黎气候谈判，”她在一篇博客中写道，“因为很多气候变化的研究分析已经纳入了今年2月及6月公布的数据。毋庸置疑，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承诺，包括其对报告和审查气候行动的全球系统增加了透明度的支持。”
杨富强指出，煤炭消费量的此次提高，不仅不会逆转中国煤炭消费量下降的趋势，甚至从能源消费量对应经济发展速度的曲线中，将显示煤炭消费的峰值会更早到来。“能源消耗已经快到顶了，实现中国碳排放承诺是没有问题的。”杨富强判断，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已经达到峰值，碳排放峰值预计可能在2025年左右达到，中国可以轻松实现2030年或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
但关于中国碳排放数值的争论不会就此而歇。一个更准确的数值，无论对全球碳减排宏业，还是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均极为重要。
中国自身有过数据带来的阵痛。2001年左右的一次经济统计大大低估了能源消费数字，造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的假象，导致能源政策误判，最终出现2003年煤炭产能过剩、超过经济增速的状况。
如今计算中国碳排放总量最重要的两个变量，一个向上走(指能源消费量)，一个向下走(指碳排放因子)，这场“拔河”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中国碳排放肯定是被高估了。”11月16日，刘竹在给财新记者的回复中坚持自己论文中的判断。“我们在《自然》论文中使用的能源消费量和这次统计局修正后的能源消费较为吻合，已经高于先前的国家能源消费统计，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劣质煤的使用，总的排放量还是比国际排放数据库中的估计要低。”
与刘竹一样，中国煤炭和能源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前副理事长王庆一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同样得出中国碳排放被高估的结论。王庆一认为，中国原煤产量统计中包含了近五分之一的矸石等不产生碳排放的杂质，计算碳排放，应先按照60%的洗煤率及洗煤损耗将原煤数据转化成国际通用的标准商品煤统计口径。据王庆一计算，2013年中国标准商品煤数据要比原煤数据少6亿多吨，这部分被“冤枉”计算的数据足可以抵消煤炭消费量上调的幅度。
但更多的学者仍站在碳排放数据被低估的阵营。“每个人采用不同方法计算在科学上是很正常的。或许确实有高估的可能性，但我们还是认为碳排放被低估的可能性更大。”杨富强告诉财新记者，低估的依据其一是官方能源数据的上调，其二是还有很多碳排放活动其实都还没有算进去。
周大地对财新记者表示，能源数据上调后，确实说明有一块碳排放在过去的数据上没有反映出来。
柯阳毅则认为两者或许可以折衷一下。他认为其他研究确实采用了较高的排放因子，但如果考虑到碳排放因子高估和官方能源消费数据的上调，这两个因素的对冲让许多使用旧能源数据的估算，与“实际”碳排放可能并没有差太多。
周大地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政府从来不存在故意告诉高算或者低算能源消费数据的意向。至于如何算得准确，如何更客观地反映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永远有不断提高的可能性。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杜丹德博士(Dan Dudek)也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如此大的上调，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程度和难度。但重要的是，这则新闻缘起于中国政府对其数据作出的自发调整，而并不来自外部审查机构。“这些新数据，虽然相当麻烦，却是中国在这一领域得到进步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