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波波雾霾来袭，北上广纷纷中招，深陷霾伏。媒体呼吁：纵然雾霾散去，反思不能散去。
放眼海外，曾是雾霾肆虐“重灾区”的伦敦，早已甩掉“雾都”帽子。外界一直好奇，伦敦何以摆脱雾霾，华丽转身?除了颁布多部法律来治理污染，时间和耐心也是必要的。伦敦用了70多年才最终战胜了雾霾。
“雾都”前世今生
今年11月，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新书《伦敦雾：传记》。作者科顿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伦敦雾这一工业时代奇特城市景象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其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
雾霾改变了伦敦的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而它也成了艺术家的“礼物”。“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再靠里，又再深一点儿，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这是作家狄更斯的描写。在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代表作《日出˙印象》中，伦敦的雾是光怪陆离的淡紫色，雾中，一轮红日拖着一缕橙黄色的波光缓缓升起，近处的小船，远处的港口在一片朦胧中若隐若现……
事实上，早在中世纪，伦敦就开始出现煤烟污染大气的问题。英国国会专门颁布法令：国会开会期间禁止工匠使用煤炭。
工业革命的兴起让伦敦发展迈上快车道。由于当时工厂多建在市内，加之居民家庭争相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暴增。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常在伦敦上空笼罩多日不散，形成“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1853年，《泰晤士报》写道，伦敦雾霾“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1921年，伦敦每立方英寸样本的空气中含有34万煤烟颗粒。
“雾霾折射出的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因为经常刮西风，所以住在伦敦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东部成了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科顿感叹。
1937年12月，切尔西主场迎战查尔顿，比赛因雾霾提前终止，查尔顿门将巴特拉姆毫不知情，一直留在场上守门，直到工作人员锁门时发现了他。即使发生了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烟尘弥漫对那个时代的不少人来说，是进步、成功和经济繁荣的标志。一位企业家甚至骄傲地表示：“烟囱是工业圣坛上的香火，在我看来非常美丽。它显示出人类正将自然无意识的力量，转换为让人类舒适的力量。”
但是人类终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悲剧也终于悄悄到来。1952年12月5日开始，伦敦连续数日寂静无风。煤炭燃烧产生的气体与污染物被厚厚的云层盖住，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气，能见度只有几米。“当时的雾非常大，家长们都被建议不要送孩子上学，因为很可能在路上走失”。伦敦前市长利文斯通回忆。
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雾霾，五天后才逐渐散去，导致1.2万人死亡，全球震惊。 伦敦大雾期间，平均每天排放1000吨烟雾颗粒、2000吨二氧化碳、140吨盐酸、12吨氟化物以及370吨二氧化硫，它们最终转化成800吨硫酸，也是造成污染最大的罪魁祸首。数据表明，死亡高峰与二氧化硫及烟尘的浓雾高峰基本一致。如日全食般的黑暗，血的沉痛教训，震撼无数英国人的心。
危机也是转机!英国举国上下痛定思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向雾霾全面“宣战”。英国官方祭出利器：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铁腕治霾绝不手软。
织密法网 依法治霾
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1953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由比佛爵士领导的委员会，专门调查雾霾事件的成因并制定应对方案。在比佛委员会的推动下，1956年英国出台《清洁空气法》，学界公认这是全球首部空气污染治理法案。
新法催生了包括清洁空气委员会、环保局在内的监管机构，并首次规定大规模改造伦敦市民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煤烟污染的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强制迁往郊区。法律奖惩分明，炉灶改造的合理费用，地方政府补贴至少七成;而对违反条例的人员，则依情节处以10到100英镑罚款或最高3个月监禁。 1960年，伦敦二氧化硫和黑烟浓度分别下降20.9%、43.6%，初见成效。为进一步控制工厂排污，1956年英国政府制定《制碱等工厂法》。法律规定，所有工厂每年必须对有污染的生产工艺进行一次登记。同时规定登记条件，只有采用了可长期防止有害气体排放设施的工艺才有登记资格，登记后的工艺，生产过程中不得排放黑烟。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和工业企业过于集中，而给市区带来大气污染等问题，伦敦于上世纪60年代兴建3座卫星城。政府利用税收等经济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和市民外迁。数年间，新城企业由原来的823家，增加到2558家;新城的人口总数也由原来的45万增至136万。
1968年英国颁布新《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1974年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工业燃料含硫上限。这一阶段最核心的措施，就是大幅扩大了烟尘控制区范围。1976年，大伦敦地区烟尘控制区覆盖率达到90%。1975年伦敦雾霾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降到5天。
1980年之后，伦敦大气治理的重点，从控制燃煤开始逐步转向机动车污染控制。一系列法案相继出台，如《汽车燃料法》(1981年)、《空气质量标准》(1989年)、《环境保护法》(1990年)、《道路车辆监管法》(1991年)、《清洁空气法》(1993年)、《环境法》(1995年)、《国家空气质量战略》(1997年)、《大伦敦政府法》(1999)、《污染预防和控制法》(1999年)。
全民参与 人人有责
改善空气质量离不开全民的参与和支持，这一点或许才是伦敦治霾的成功秘诀。
英国公民社会自主性强，媒体、环保组织动员民众，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无死角。政府在治理雾霾上稍有疏失，反对党、环保组织、媒体往往群起而攻之，批评起来毫不留情。2012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环保组织“清洁伦敦空气”所作的调查报告，质疑伦敦市政府只在监测点附近大洒化学溶剂，借以美化空气污染指数。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公民依据《信息自由法》，有权向官方环保部门直接索取相关数据，法律严格保障公民知情权，官方无法垄断也不能拒绝公开关键的环境信息。英国政府开设的“英国空气质量档案”网站、民间组织与伦敦国王学院环保组织合作开设的“伦敦空气质量网络”均发布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数据。再高级的政府官员，也不敢指责民间监测组织“非法”“违规”“不科学”。英国是最早将空气治理信息向民众实时通报的国家，政府有义务向市民发布伦敦实时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和一周趋势图。
人人都是治理雾霾的践行者理念，深入人心。各大高校、环保组织与媒体多方联手，形成合力。伦敦国王学院、盖伊医院与圣托马斯医院联合组建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基金会主办“如何降低空气污染对个人影响”的研讨会，探讨每位伦敦市民如何从自身做起改善空气质量。
2003年起，伦敦市政府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2007年，伦敦公布《交通2025》方案，严格限制私家车进入伦敦，计划在20年内减少9%的私家车流量，降低12%的废气排放。在严格的法令和有效的惩处措施下，每天进入塞车收费区域的车辆数目减少了6万辆，废气排放降低了12%。越来越多的人自觉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出行。
伦敦市长约翰逊就是“绿色交通”的倡导者，他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2008年他首倡自行车“旗舰计划”，内容包括开通巴克利自行车高速公路，实行自行车租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方便自行车出行。伦敦自行车运动协会估计，每天有55万市民骑自行车出行，带着折叠自行车坐地铁、乘火车的人，比比皆是，连航空公司也开辟空中托运自行车服务的通道。
12月18日，英国最后一家煤矿正式关闭。始于三百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煤矿业吹响熄灯号!靠煤起家的英国，彻底与煤炭产业告别。路透社指出：“过去10年，煤炭已经被视为最肮脏、污染最严重的化石燃料。淘汰煤炭作为能源来源成为气候活动家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英国政府宣布2025年将关闭所有燃煤电厂，彻底转入“后煤炭经济”。
“雾都伦敦已不复存在。”从1952到2015年，伦敦用70多年化身“绿色花园城市”，荣登吸引全球游客最多的城市之冠。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