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灰色雾霾一再肆虐、红色警报频频拉响之时，当汽车限行工厂限产、治霾呼声空前高涨之际，全国环保业务最为齐全的永清环保(300187.SZ) 却在两个污染大户——钢铁与电力产业上感受到冰火两重境遇。
钢铁与电力是最大的两个污染源，也是大气治理的两个最主要行业。可如今，电力行业因政府推行超低排放电价补贴，电厂上马环保设备的积极性高涨，为环保企业带来了大量订单;而钢铁产业却因缺少补偿机制，已陷入到“经营亏损—无钱治霾—面临关停—无心治霾”的恶性循环。
永清环保原在钢铁烟气环保市场中排名第一，占整个行业份额30%以上，可2015年该公司却没有一个钢厂烟气治理的订单。华北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地区，钢厂又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如果没有相关政策，不实施有效的烟气治理，对于治霾显然是一个噩耗。
钢厂零订单
2015年12月25日，永清环保签下了一份特殊的协议。是日，这家公司与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达成战略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大气治理、污水处理、环境修复等环保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同时，永清环保将出资1000万元，成立环保技术研究、示范与推广基金，并于近期投入经费进行“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的推广。
在永清环保高层看来，环保具有社会公益属性，企业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能够充分对接环保资金、技术、人员、政策等各方面资源，企业当前的发展就会事半功倍。
事实上，眼下永清环保在钢铁与电力两大工业领域遭遇到的冰火境遇似乎也证明——如果没有政策、资金构建的长效机制的保证，中国环保产业势必步履维艰。
永清环保成立于2004年，以为工厂提供烟气治理起家，后来涉足土壤修复、垃圾发电、环境评估等领域，是全国环保业务最全、规模最大的环保方案提供商。目前该公司大气治理占其业务收入7成。
“永清环保2009年曾在钢铁行业烟气治理排名全国第一，占到市场份额30%以上。可2015年企业在钢铁领域却没有一单业务。”永清环保副总经理申晓东如是说道。
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钢铁产业迎来了十年黄金发展期。十年间，中国钢铁产量增长了4倍多，2010年中国粗钢产能为7.48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3成。尤其是河北地区，数百家中小钢厂遍地滋生，竟飙升至中国总产能的1/4。
“行业兴盛时，钢厂就是老板的‘印钞机’，有的中型钢厂一个月就有数千万的利润。无论是政府要求上马脱硫、除尘设备，还是产能规模和技术水平升级，钢厂都有充足的动力。”一位环保设备市场营销人员回忆道，一个上百万吨的钢厂脱硫设备就要上千万元，许多老板挺着腰杆、坐着大奔上门采购，有的根本不怎么还价。
这一时期，永清环保因技术优势拿下了华菱钢铁(3.26, 0.10, 3.16%)、石家庄钢铁等全国各地钢铁厂订单，在钢铁行业烟气治理领域占据了头把交椅。当时有机构预测，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将催生未来5年180亿钢铁脱硫市场，而永清环保也将钢铁作为市场主攻的方向。
然而，从2011年起中国钢铁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的危机，整个行业出现了罕见的巨亏。“由于政府对于节能减排有着红线指标，许多钢厂刚刚开始亏损，尚有动力投资脱硫、除尘设备，但回款周期却是越拖越长。”永清环保副总经理申晓东回忆道。
2015年，中国钢铁厂迎来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一年，1-10月份整个行业巨亏720亿元，且长期看不到好转的迹象。这时，申晓东再见到许多钢厂老板时，他们已全然没有当年的气派，说的最多的一句则是“保命要紧”，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连煤炭采购款一拖再拖，更别提上马数百上千万元的环保设备。
雾霾肆虐，本该钢铁厂环保订单猛增。可实际上，钢厂因行业整体亏损已中断了环保设备投入。受此影响，永清环保2015年前三季度，大气治理业务反而出现了小幅下滑。
鲜明的反差
尽管永清环保失去了最主要的钢厂环保订单，却在2015年接连不断的获得了另一大工业领域——电厂的大额订单。
2015年，永清环保先后中标河北建投宣化热电厂除尘项目、华电常德电厂湿式静电除尘项目、大唐陕西彬长电厂超低排放脱硫系统改造项目、宁夏热电EPC项目、大唐三门峡发电机组烟气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宁夏电投西夏热电电热联产及脱硫工程、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其中，中标大唐彬长超低排放脱硫系统改造项目就获得了8000万元大单。“2015年电厂成了企业烟气治理业务最为主要的订单和利润来源。”申晓东指出，这是因为政府对于电厂烟气治理出台了超低排放电价补贴政策。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为鼓励引导超低排放，对经所在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并符合超低排放限值要求的燃煤发电企业给予适当的上网电价支持。其中，对2016年1月1日以前已经并网运行的现役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1分钱;对2016年1月1日之后并网运行的新建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0.5分钱……
永清环保研究设计院常务副院长龚蔚成分析道，尽管电厂机组大小不同、燃煤成本各异，但上述电价补贴政策已基本能使多数电厂获得与环保投入大致相当的补偿。逐年递减的政策也激发了电厂立时上马环保设施的热情，也为环保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
事实上，除此之外，部分地方政府还给予电厂上马烟气治理设备直补。如山西省就给予电力能源改造费用30%的补贴。
钢厂与电厂是大气治理中最大的两个污染源。可如今，不同的行业环保机制却使其陷入到冰火两重境遇。申晓东分析道，钢厂数量众多，上下游均充分市场竞争，政府很难通过补贴来刺激企业投入环保;而电厂数量相对较少，尽管上游发电多头竞争，但下游电网却是国资独大，易于施行政策调节机制。申晓东指出，因政府推行超低排放电价补贴政策，目前电厂的环保积极性远远超过钢厂;可从大气污染程度上来说，则是钢厂远甚于电厂。
原来，钢厂生产流程要比电厂复杂的多，污染源数量、程度也要远高于后者。电厂燃煤发电，污染源通常主要是燃煤环节，烟气均通行于管道，易于治理;可钢厂要将铁矿石先行炼铁，再由铁来炼钢，最后轧制成钢板、螺纹钢等产品，每一个环节都有众多的污染源。“一个五六百万吨中等钢厂就要投入五六百万吨焦炭炼制上千万吨铁矿石，比中等电厂排放的废气更多，环保的投入也要更高。”永清环保研究设计院常务副院长龚蔚成指出，目前大气治理难出成效的一个原因是，恰恰是污染更严重的钢厂因亏损无力进行环保投入，从而导致整个行业节能减排被阻断。
华北地区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这一地区也是钢铁产能最为集中的地区。多个环保业界人士指出，永清环保在钢铁行业遭遇的困境，是整个环保产业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中国治理雾霾急须化解的难题。
机制的缺失
每当雾霾肆虐时，环保部就会约谈部分城市的市长。可市长往往也十分纠结——行政的力量无法从源头上强制企业上马环保设备、降低污染，只能从末端加强监管。而每关停一个企业又会直接造成GDP下滑、大量工人失业、财政收入缩减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在永清环保董事长刘正军看来，目前中国在各环保领域的治污技术已不存在障碍，如该企业的烟气处理超低排放一体化解决方案已能实现近零排放。未来治霾关键是能否创新出一条长效化、可持续的治霾机制。
作为环保产业唯一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在2015年曾提交了有关环境治理的十条建议。其中他指出，资金已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仅靠国家财政的投入显然不够。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创新治理模式，积极探索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积极推广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刘正军认为，只有工厂投入环保设备、节能减排后能够获得一定政策或资金补偿，企业才会有动力自发进行，环保产业才能够形成完整的闭环。
事实上，如果无法找到补偿机制，环保治理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公地悲剧”的现象。永清集团就曾在湖南“一号工程”竹埠港化工区土壤治污中创新出“岳塘模式”——由企业与政府合资成立运作主体，先行垫资治污，治理完成后合资公司通过参与土地开发获得商业回报。
目前，中国大气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于钢厂等工业企业烟气治理，只是针对集中排污源，对于生产流程中的监管尚有盲区。如钢厂在烧结、炼铁、轧钢等整个生产过程均为敞开式、存在大量烟气排放，但环保部门却主要是针对烟囱、废气管道来采集数据、进行监管。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中国总共有47万余套燃煤，每年消耗标准煤约4亿吨，约占总耗煤量的1/4。可是，环保部门对于大型工业锅炉已纳入监管范围，但对众多小型锅炉的监管力度却很宽松，有时一个企业大小锅炉也执行不同的标准。因为上马环保设备的资金很可能超过小锅炉本身的造价。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已度过了工业时期，数十年前的外国治污经验根本无法被当下的中国完全照搬。”永清环保副总经理申晓东认为，中国治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个相关领域必须要有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来保证。这只能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以防止如钢铁业一旦市场不景气，整个行业几乎脱离环保治理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