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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的盘点机制对中国影响几何? 基础、基础还是基础

   2015-12-22 中国节能网2080
核心提示: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峰会曲终人散,巴黎协定获得了最大公约数的认同。但这仅是新阶段的开端。在此次峰会上,气候资金、盘点机制成为

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峰会曲终人散,巴黎协定获得了最大公约数的认同。但这仅是新阶段的开端。在此次峰会上,气候资金、盘点机制成为焦点,其后如何执行,还有待观察。

发达国家希望盘点成为所有国家的约束条件,发展中国家则希望盘点对于发展中国家保持灵活性,并且盘点的应该是一揽子内容,不只是减排目标,还有资金、技术支持。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法比尤斯敲下绿色小槌,宣布巴黎协定通过。(CFP/图)

2015年12月12日,195个国家参与的巴黎协定通过。以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为基础,巴黎协定确定了自下而上的减排机制,缔造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格局。

虽然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提交了自主贡献,但各国自主贡献总和并不能达到全球减排的总目标。因此,在自主贡献的基础上,协定加了一把锁,确定了每5年强化行动、进行全球盘点的要求。

和资金和技术转移一样,盘点其实是气候谈判中的老话题。以前被称为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但对象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在巴黎大会,这一老话题被转化为对所有国家自主贡献的盘点。

几乎每场发布会都有记者问起盘点的问题。发达国家希望盘点成为所有国家的约束条件,发展中国家则希望盘点对于发展中国家保持灵活性,并且盘点的应该是一揽子内容,不只是减排目标,还有资金、技术支持。

最终,在改良的透明度框架下,各方要求得以满足。

因提供了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力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以及森林蓄积量等硬指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自主贡献在巴黎大会受到好评。那么,在各国五花八门的自主贡献中,中国处于什么地位?

“我们的研究避免谈比较,因为无法谈。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很不一样,比对起来也没有多大意思。”世界银行PMR(碳市场准备伙伴)项目负责人王雪漫在中国角的“国家自主贡献研讨会”后说,“我们觉得重要的是,为什么每个国家会作出这样的自主贡献,实施路径中有什么潜力走得更快。”

实际上,多位参加历次谈判大会的中国学者表示,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果饱受指责,即使巴黎协定未能达成,中国也已经在走自己的低碳之路。

2010年,中国启动了低碳城市试点项目。如今,包括6个省、36个城市在内的试点地区碳排放已占到全国碳排放的一半。

2014年,中国在《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出了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目标。2015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上,中国11个省市地区成立“率先达峰城市联盟”,其中北京、广州和镇江甚至承诺提前10年达峰。

另一方面,迫于国内的能源禀赋、环境污染压力,中国的低碳之路强调“共赢”。“污染是促进中国采取减排的主要动力。”中国代表团谈判成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滕飞说,“我们从气候变化角度推动减排,遇到的阻力很大。但是雾霾一受关注,情况马上就变了。”

更大的背景则是,中国经济增速已经逐步放缓。根据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编制的《促进城市碳排达峰的政策和途径(讨论稿)》,2009年“率先达峰城市联盟”的GDP增长速率都在10%以上;到2014年,除贵阳市,案例城市地区GDP增长速率普遍放缓。

根据发改委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4年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的考核评估,所有省份均完成减排任务,其中北京等19个省份为优秀、黑龙江等10个省份为良好,只有西藏和新疆为合格等级。

所以,提前达峰,这样富有雄心的目标似乎不难完成。

在巴黎大会的中国角边会,不乏低碳城市的宣传身影。听了市长们洋洋洒洒的发言,能源基金会低碳发展项目主任胡敏觉得,作为领跑者的低碳城市,不能只做到和国家要求一样,而要向国际上更好的水平看齐,成为国内领先。“我们希望大家向上比,不是向下比。同时,国家也应该给低碳城市提出更高、更有指导性的政策要求。”

此外,在对低碳城市的研究中,胡敏发现,中国的低碳城市确实已经做出了非常多努力,表面上看,国外有的政策行动中国也都有,但是在精细化管理和实施层面上,和欧美相比,还有差距。例如建筑的能效或排放标识制度,在欧洲一些国家,租房中介还会提供房子的碳排放、每平米的能耗。在美国,一些学校也会设立碳减排的目标。

巴黎协定的盘点机制,对中国数据精准度提高了要求。其实,中国并不缺乏高水平研究。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启动的“碳收支和中国相关问题”项目到2015年年底结题,耗资8亿元,参与人士将近4000人,在顶尖科学杂志发表了数篇论文,并诞生了数位院士。

据该项目首席科学家吕达仁院士介绍,项目力图把碳测准、测全,甚至要在2016年发射全球第三颗碳卫星。项目的成果为碳税、碳交易等政策提供参考,也为国际谈判提供支撑。

“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从基线到方法、目标,说明我国可在短期做综合的研究。”在听完碳项目的报告后,参加过哥本哈根大会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说,“但是这些数据,怎么返回到部门的规划中去?我们发现研究的数据和部门自己的数据有差别,希望通过研究推动数据的信息透明、公开。”

巴黎协定像一束聚光灯,已设定方向。中国亟待完成的,或许正是发改委副司长蒋兆理对于国内碳市场试点的建议:“基础、基础还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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