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一书，警告世界，地球的资源承载能力将无法承受经济增长的压力，最终导致灾难性末日的降临。作为对策，他们给出了全球“零增长”的建议。
这激发了世界范围内有关人类未来的大辩论，延续至今。《增长的极限》也成为环境领域最畅销的经典，一共卖出了3000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四十年后，末日并没有到来，尽管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资源危机也从未解除。当年的作者之一，挪威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乔根·兰德斯，又执着地开始预测下一个四十年。在这本被冠以罗马俱乐部最新权威报告的《2052》里，他试图纠正说，人类并没有在发展模式上延续旧日的愚蠢，能源问题正在深刻地改变，所以地球将在2052年之前只看到局部崩溃，但还不会突破石油粮食和水的资源极限，还不至于末日般全盘暗淡。
乔根·兰德斯
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它的会员包括，约旦亲王哈桑、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巴西前总统卡多佐以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
《2052》的中译本加了一个副标题“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实际上整本书留给中国的篇幅寥寥无几，但兰德斯却对中国的未来给予了最乐观的期待，美国迟早会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中国则毫无悬念。
问：在《2052》中，您唯独对中国的未来表达了最乐观的期待，它从何而来？
兰德斯：我相信，在未来四十年中，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比起西方，中国更能担任世界拯救者的角色，首要原因就是更高效的体制和强大的政府。我在世界很多国家生活和工作过，我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以及只在一个文化中生活的人，见识过很多体制的优劣。同时我还是左翼的挪威社会民主党成员，我们的党派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对挪威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当时也是由中央政府相对集中领导的，我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挪威政府所做的。
问：可是，很多国际学者对中国不乏忧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堪忧、环境危机严重。你怎么评价和你相左的观点？
兰德斯：中国从农业国家成为富裕国家的过程中，比如不平等、社会冲突、腐败、污染等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说的，中国在发展中，会经历一个差距扩大的阶段。
出现问题并不意外。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看到问题，并且愿意采取措施，尝试从原则上解决。而解决环境问题，怎么建造绿色工厂、生产清洁能源汽车，这是技术上可以实现的。问题是，需要钱来做这些事。单纯的民主社会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资本主义不愿为这些昂贵的环保投入埋单，它要将利润最大化，宁可扩大消费。而中国不会这样，相对集中的权力和行政体制，愿意将资本和人力投入到超越短期利益的根本工作中去。
问：这个判断从逻辑上和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您对中国现实的挑战了解吗？
兰德斯：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1985年我又来过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不同的身份，比如游客、商人、挪威政府代表，和中国发生着关系，从没间断。
我在欧洲读报纸，读到的是警告，说中国比预期发展放缓，但这不是全部的真实。有些新闻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并不客观，但我能够矫正其中的偏见。还有，我与那些西方人士的意识形态背景不同，与德国经济学家、美国学者的视角也非常不同。他们的观点是西方媒体的主流声音，偏向资本主义。
我有一位中国公务员朋友，他告诉我，他先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看政府报告，觉得充满自信，一切都非常美好。接下来两个星期，他上网，发现满眼腐败和负面消息，感觉非常沮丧。而我觉得中国的真实状况恰恰在这两者中间的状态。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差，但也没有官方有时宣传的那么美好。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确实降低了，但是你望向窗外，你会感到中国多么大，充满生命力，而要否定这些又是多么难。要把中国踢出地球表面，要阻止中国的发展，那需要多么宏大的革命。而我不认为这种革命会发生。
问：如果遇到北京的雾霾天气，也许你在飞机上什么都看不到。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将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国家之一，可是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兰德斯：我想说的是，如果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采取它已经实施的措施，情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首先，在过去二十年内，中国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已经大大降低。第二点就是中国政府为了寻找替代能源所进行的努力和尝试。当然更显而易见的是，为了降低污染程度，中国正在付出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有时这类行动还涉及平衡。比如在北京，政府开始尝试控制车辆数量来处理环境污染，但民众会觉得气愤，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汽车。这就需要平衡，需要很好地稳定民众的愤怒情绪，使得它不会成为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