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能源。我国又是一个能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保证国家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十六大以来，我国在能源发展领域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周大地：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能源工业走过了辉煌的10年，为经济社会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翻一番，居世界第一。煤炭、天然气产量分别增长127%和214%。石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居世界第四位。电力装机突破10亿千瓦，新增装机容量是前50多年的总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迅猛发展，水电装机超过2亿千瓦，风电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太阳能热利用规模稳居世界首位。节能环保成效显著，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9.1%。同时“走出去”也取得了进展，能源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特别是石油天然气。三大石油公司可与世界大公司平起平坐。
十年间，能源从需求到供给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我国在能源方面的体制改革适应了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推进实践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度依靠资源性产品投入外延式扩张经济增长方式，我国首次将节能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并建立了各级政府的节能减排责任分解和问责考核制度，调整了相关产业政策，还对重点耗能企业设定具体的节能降耗目标，开展了多项重大节能工程。经过全国上下的努力，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9.1%的显著成绩，超额完成标志性污染物减排目标。把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两型社会的进程，是我国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创新实践。
节能优先是我国缓解能源资源环境压力，推动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强化节能降耗，用积极的节能降耗目标约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十一五”我国节能降耗工作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节能优先战略的必要性和经济合理性。
记者：我国能源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周大地：能源本身只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生产提供基础条件。没有动力，没有热量，生产不能进行；没有能源，没有光电，生活也很难过好。可以说，不是能源决定经济，而是经济决定能源。
中国能源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增速过高，每年都在7%以上。我们曾经算了笔账，按照7%的年增长速度，2020年中国需要56亿吨标煤，2025年需要将近90亿吨标煤。即使减半，按照年均增长3.5%的目标，中国有多少资源？能不能确保能源安全？先不说环境等其它代价，就说能源安全和可供能力，也很难支撑目前高速的增长。
第二个问题是，在当下能源供应过程中，过度依靠煤炭。有大量的外部安全性问题没纳入供需平衡的判断内。优质能源进口比例不断提高，石油对外依存度达日渐提高，达到57%左右。地缘政治、过度投机、热钱炒作和垄断经营深刻影响着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国外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越来越明显。虽然目前对石油价格的波动暂时还能接受，但是每年1000多亿美元的石油成本仍然在不断增加。能源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气候变化博弈的焦点。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能源支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大紧迫任务。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过多地考虑发展经济，而很少考虑能源效率。目前，从一次能源来讲，工业用能占70%，民用占的比例仍然较小；在交通用能中，绝大多数在运物资，每年要运几十亿吨的煤和水泥，即使在民用车辆消费里，其主要内容还是生产性的。因为很多人开着私家车去上班，实质上不是游玩消费去了，而是去参与生产了，是间接地投入了生产，也应该属于生产性能源消费。这一点过去没有被认识到。
现在，世界高耗能产业三分之一到一半产能都在中国；其它各种终端产品，平均50%，有的甚至超过60%都是中国制造。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25%以上，生产的产品占全球一半以上，可GDP还不足全球的10%。中国生产这么多消费品，一半以上全都出口了。拿新能源来讲，中国居世界光伏电池产能之首，然而我们却没有拿回同等的价值，仅在全球价值分配链里处于最低端。
各出口企业为了扩大出口大幅降低商品价格，我们把制造业特别是一般商品制造业的附加值率搞得特别低，到了想赚钱都不知道在哪赚的阶段。这就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降价”，而“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价格就不断攀升”的被动局面。很明显，再靠低价投入资源去增加产能，是行不通的。
记者：我国未来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战略思路有哪些？我国能源发展还有哪些重要改革任务需要去完成？
周大地：节能、提效、合理控制能源需求，是能源战略之首。对我国这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必须确立“人均能耗应控制在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思想。中国能源已经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优不优的阶段。现在能源发展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优化系统。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调整结构、低碳发展、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消费。
抓紧机遇，调整结构。要加快天然气、水电、核电发展，防止煤、煤化工和电力过快扩张，中西部要认真考虑产业结构优化和防止单纯依靠能源扩张。要认真解决能源价格改革问题，新能源产业发展更要注意全局规划，不能盲目投入。加强全局规划，强调科学发展。
要从战略上考虑低碳能源发展。必须从现在开始使我国的能源系统向低碳方向转变，必须进一步考虑最有效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费的增加速度和总量，必须寻求如何在增加能源供应总量的同时，尽可能地减低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和数量。考虑在2030年以前如何实现碳排放的零增长，必须考虑峰值不可能过高的问题，认真为2030年后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做好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必要准备。
2020年，我国国内合理的一次能源供应能力33.7亿吨至35.4亿吨标煤，加上进口比较可靠的供应能力在39亿吨至41亿吨标煤左右，2030年国内一次能源供应能力大约为41.45亿吨标煤，若进口4亿吨石油，1500亿方天然气，可以折合一次能源7.64亿吨标煤，则总供给能力可以达到49亿吨标煤。煤炭的实际产量有比较大的灵活性，但科学高效安全的产能有限，多产煤就难以保障安全，环境生态代价巨大。
优化能源结构。要依靠能源多样化降低能源增长速度有利于调整能源结构，天然气有巨大发展潜力，水电还有2亿千瓦以上有待开放，核电可以成为重要的一次能源，2020年可望达到7000～8000万千瓦，2030年达到2亿千瓦，2050年达到4亿千瓦以上，届时可以提供15%以上的一次能源。降低煤炭扩产压力，实现科学、安全、高效、环保生产和利用。确保国内石油稳定，重视能源安全，增加油气进口，合理高效使用，适度替代，发展可再生能源，远期成为有效替代能源。
实现消费合理化。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人均消费水平。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人口众多，很难照搬发达国家那种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像美国等国家那样生活在汽车轮子上。这种生活消费方式已经给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交通拥堵、油价高企等降低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以北京的私家车为例，十几年前，有辆车是一种骄傲。现在，消费汽车变成了负担。
今后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抓住“十二五”这个关键期，以降低GDP能源强度，控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数量为抓手，促进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尽早走上重质量、重效率、绿色、低碳、节约、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综合运用体制机制改革、管理调控措施、经济政策、法律、行政措施、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推进等手段，形成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管理体制。国家设立能源统一主管部门，全面负责制定能源战略。用战略指导规划，规划落实战略。能源政策、法规标准和经济调节手段要按战略和规划的要求调整。以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调整结构、大力节能、转变发展方式；对能源新产业，主动进行优化引导；对争议较大的能源重大决策，通过科学程序主动决策，使我国能源有序健康发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大力提倡绿色消费和生态文明理念。这属于观念、制度的范畴，是一切技术都替代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