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美国、中国这全球三大贸易经济体之间，正在光伏产业领域敲响贸易战的战鼓。继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企业反倾销、反补贴的初裁结果后，作为中国最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盟也于今年9月发起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国际市场遭遇滑铁卢，国内产业也因过快扩张面临大规模产能过剩的困境。行业内亏损、裁员等消息频传。
中国的太阳能产业能否渡过难关？9月底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2012年日内瓦中国高层论坛上，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方朋作为中国太阳能企业的代表，给出的仍是相当正面的信息。他告诉与会者，经过多年的政策扶植和行业发展，太阳能发电成本已经显著下降，未来两三年内即可达到平价上网。太阳能发电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时机将要成熟。
财新记者在日内瓦采访了方朋。他指出，应对外部的贸易争端，中国太阳能行业一方面需要多元化出口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市场的开发。这既要求企业自身做好准备，也要求政府认识市场规律、“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要管。”中国太阳能行业走在了世界太阳能行业发展的前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不要做砸”，就只有继续在改革开放中建立和完善产业环境。
财新记者：欧洲企业最近又发起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反补贴申诉，其中一大理由是中国企业获得国家开发银行的低息贷款。对此你有什么回应？
方朋：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双反调查也是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自2010年来对中国一些企业一共开出了45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其中有误解。西方媒体将这450亿美元翻译为“credit line”，但与西方银行的credit line是指贷款准备好可以随时使用不同，国开行的这450亿美元只是一个MOU（谅解备忘录）。这是国开行与其他银行贷款不一样的过程，它是看企业未来五年、十年的投资计划如何，而企业通常会报一个比较激进的计划，比如50亿美元、30亿美元的投资。国开行与企业签订的MOU没有法律强制力，说它是pre-qualification（预先资格认证）也好，说它是了解企业将来意向的行为也好。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和工作方法不同产生的误解。因为中国的银行可能内部工作程序长一点，它提早了解一下客户，看他们的计划怎么样。
企业签这个协议也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工具，表示有资格向国开行贷款；国开行签这个协议以后，则表示有这个计划。但实际最后的贷款过程，仍然要照常通过商业性的审核——项目在哪里、投资回报怎么样、拿什么来抵押、利息怎么谈。我们公司实际上也签了45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协议，但至今为止还没有用到什么钱。
其实国开行在国内的贷款竞争性不大。太阳能行业国内的制造、设备等方面的贷款需求上，比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国开行并没有什么竞争性。国际上，华为的争议比较大，就是因为有一个买方信贷，也就是给买方一些贷款来买中国公司的设备。虽然在太阳能中也有一些从项目到项目的不同的支持，但这方面国开行起的作用还很有限。一是因为他们在国际上开展业务的经验不够，二是它也要求你的项目抵押，也还要跟当地的银行竞争。所以在美国，国开行竞争不过当地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富国银行的利息比国开行还低一个百分点。而太阳能行业本来利润率就很薄，内部收益率（IRR）大概是7%-8%，所以1个百分点的利息差距就有很大关系。国开行的贷款有些用，但没有普遍的大规模使用。
财新记者：继9月6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太阳能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后，9月26日欧盟太阳能行业组织ProSun又要求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征收最高达120%的反倾销税。你觉得目前这些争论最后会怎样收场？
方朋：这个120%的数字我还没有看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我想中国和欧洲是在商量吧。政府在商量，我们听到欧洲企业也有些不一样的声音。由于中国公司购买欧美企业的设备和多晶硅，再将生产出的产品卖给欧洲下游的光伏系统企业，其实上下游是利润大的部分，中国制造的中游利润比较小。但如果他们一反中间，中国就说，我也反你上游，所以上游的公司，像Wacker这样的多晶硅公司也非常着急；而下游的企业要买组件，这也把他们置于一个很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已经签订的很多合同都是按照比较便宜的组件签的，如果一下提高30%的关税，而他们的利润可能也就是3%-5%，也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太阳能的反倾销是双输的。
2010年，我们公司对美贸易产生了 3亿美元的逆差——我们买美国的多晶硅、机器，做成组件后卖回美国一部分，我们一家公司对美国就产生了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全行业对美国逆差可能是20多亿美元。2012年，本来我们跟美国要有5亿多美元的交易，但因为反倾销，也都停下来了。这样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美国的公司损失了很多的机会和工作，中国的公司也损失了很多的市场。
两个月前，日本一个非常大的私募基金负责人，也是日本首相能源委员会的成员，向我总结了一个经验。他说日本和韩国在手机行业的不同政策，造成了现在不同的局面。十多年前手机刚发展起来时，日本是全球领先的。但日本行业觉得，我的行业足够好、利润足够高，我不要全球市场，我把日本市场封起来发展，制定了不同于国际的手机标准。而韩国由于国内市场小，所以就瞄准全球市场，它采用美国、中国市场的标准，全球化经营。十年下来，日本的手机工业基本上全面退出了，韩国则赢得了半壁江山。所以这位日本人就总结，日本要有全球观来发展自己的产业。今天也是这样的局面。如果欧洲说，我的市场很大，把它封起来；美国说我的市场很大，把它封起来……但实际上能源市场是非常全球性的。
还有产业链分工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必要去做这种制造。比如建一个工厂，在中国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时间和三分之一的投资，你这边要贵三倍的时间和投资，是没有竞争力的。目前，欧洲和美国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反过来产生一些政治压力，今年又是大选年，太阳能又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财新记者：中国到2016年就会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不是到那以后这类的贸易争端就会少一些？
方朋：会大大减少。今天我和中国驻WTO的易（小准）大使也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四年中间，中国企业应该尽量学会适应环境，不要激化矛盾，在这四年内不要把行业毁掉了。此外要积极争取利益，也要多宣传中国企业对全球太阳能行业和绿色事业做的贡献，否则哪来的平价上网？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同时也要自律，行业协会像欧佩克那样限产、限价。中国的行业还是有些无序。比如降价，不是政府说要降的，是企业恶性竞争，谁都挡不住。你不降，你的兄弟企业就降了。反而是好的企业压力大。
财新记者：针对欧美制裁可能的最糟情景，中国的太阳能行业有一些怎样的准备？
方朋：中国现在整个太阳能行业50%到60%的产品都是销往欧洲，几年以前可能80%到90%都是销往欧洲。所以要是欧洲双反，对中国太阳能制造业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可能几十万人的工作、200亿欧元的贸易都受到影响。
如果说要准备，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是打开国内市场。中国原来认为，太阳能先在其他地方发展，中国慢一步，90%的产品都是出口。所以过去国内市场发展得慢了一些，但去年开始已经加快。去年中国已有3吉瓦（GW）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全球第五大，今年可能会冲到全球第一、第二，今后几年基本上全球最大量的产能会在国内消化。
现在中国的西部，青海、甘肃等，都是光照非常好的地区，并且也有土地，只要1%的土地利用起来就可以产生全国所需的电力。这些地区自去年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太阳能电站。但现在要输送到东部还有输电线的问题，真正要用起来还有一个过程。但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另外中国的东部也开始利用屋顶进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地铺开，这更接近于终端用户。这方面原先就有一个“金太阳计划”，本来可能只有几百兆瓦，但现在要扩大一二十倍到几个吉瓦，这样可以缓解一些过剩产能。
第二，我认为政府和行业协会本身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可以进行限产，为什么我们太阳能行业不能自己限限产？还有出口的价格，是行业协会和政府海关事实上可以控制的。从WTO的角度来说价格控制是灰色地带，但实际的解决过程中，像汽车工业，日本当时都采取过这种措施。也就是控制自己的同时，只要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人家就不会反对你。这样可以减缓对欧美市场的冲击，同时维持自己行业内部的秩序。中国内部现在严重产能过剩，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太阳能非常赚钱，所以各种民间游资都投进来了。
解决产能过剩有几种办法，一是让它自由破产。中国现在也不是说不能让企业破产，但破产的过程可能比较痛苦、比较复杂。我觉得中国的政策应该让质量、技术不好的企业淘汰掉，因为这是产业整合的过程。政府和行业协会不应该抗拒这样做，最后只会害了自己。中国现在有上千个光伏企业，但其中前十名就占了60%的市场，有95%的企业都达不到规模效应、没有技术、没有质量。这些是逐渐可以淘汰出去的。针对这些企业，国内应该放开，不给他们特殊的支持等，把他们逐渐淘汰掉。
另一个办法就是限产。行业协会是不是可以分配产能、限制出口。欧佩克也是这样，价格一不对就限产。中国的行业也有这样说的，但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执行。
另外我认为中国还应该对国际行业更加开放，欢迎他们到中国来。前些时候我和一些欧洲企业的领导人也说，你们原来认为自己有技术、有市场，所以不去中国投资，中国欢迎你去投资的时候你没去，你们认为中国这些企业做不起来。其实你如果去中国投资了，中国政府给企业的这些贷款、抵押条件，你也可以拿到。当然中国政府现在也还是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太阳能行业。所以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观念，就像西门子、大众汽车等都将制造基地放到了中国，欧洲企业仍然可以有繁荣的机会。
财新记者：你对中国太阳能行业的未来看起来相对乐观？
方朋：太阳能是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当然各企业还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中国企业需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不要做砸了。发展太快可能会做砸，没有持续的竞争也可能会做砸。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没有真正经历过一个大型产业的早期阶段。我们认为它好，就认为它没有周期地无限好，但实际上发展是有周期性的。比如半导体行业，30年经历了七个周期，以年均11%的速度快速增长，经30年达到饱和，但中间是有起落的。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当然可能周期更短，震荡性也更强。现在有些企业家认为，太阳能很好，我要做全球最大，大家都要做全球最大，把未来三个周期的投资都提前做了，所以产能过剩很严重。其实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表象，就是过剩经济，因为资本趋利，只要赚钱，资本就涌入，过剩，淘汰一批，又重新上升的时候，好的公司就变得更大。现在行业遭遇调整，就有些人过度悲观。过度悲观是不对的，就像前两年过度乐观也不对。
中国的政府、银行也在学习。中国政府当然是好心，但是拔苗助长，中国去年20个城市宣布要做“千亿光伏产业”，这加起来大概比全球市场的需求还要多。政府应该分清该管的和不该管的。比如无序的降价，一些不成规模的企业把低质量的产品卖出去，既影响中国企业的形象，又造成市场的混乱，这些是政府、海关、行业可以管的。不该管的，就比如一些企业破产淘汰的自然过程中，政府不要人为干涉。中国还是要进一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保证行业健康、优胜劣汰。
财新记者：一些研究者谈到，在新能源中，太阳能原来并不太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
方朋：应该说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是非常重视了。以前“十一五”计划的重点是发展核能。但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后，都在重新思考。包括一些学者，都没有意识到太阳能已经可以大规模的应用，他们举的数据就是风能占中国能源消耗的4%，太阳能连1%都不到。所以宣传还不够。政府层面，关键性的部门已经理解到，太阳能现在已经非常有竞争力了，所以也在积极促进。但整个社会，包括学术界等，观念还不够新，也是因为产业发展太快了。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德国的技术、市场应用的案例也已经证明。太阳能已经占到了德国能源消费的30%。
财新记者：你也在会上举了德国的太阳能产业政策为例。在你看来，德国的政策很值得借鉴？
方朋：德国的FIT（上网电价）制度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这种补贴制度其实不是为了永久的补贴，而是为了让产业链变大，实现规模经济后就可以降低成本，然后就可以转为市场驱动。这个政策在德国实行、全球复制后，成本在过去十年迅速下降，现在已经很接近平价上网。最主要的目的已经非常成功了。太阳能产业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接下去很快就可以依靠市场驱动了。现在开始取消补贴，对市场不会有太大的扰乱，虽然过渡阶段会有一些不稳定性。转型过程中有一些不稳定是肯定的，但长远来说这些都是正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取消补贴的力度不要太猛，要把发展速度和市场稳定化。
财新记者：刚才会上也讨论，需要在激励，也就是合法的补贴与非法补贴之间做出区分。现在太阳能发电已经快要接近上网平价，这个时候你认为应该采用何种形式的激励，才是一个合理又合法的补贴？
方朋：这个形式已经很清楚，我觉得欧洲就是要维持目前的政策，把砍补贴的速度放缓。中国国内其实也是跟欧洲学的，所以我说欧洲反中国补贴没有意思，因为我就是跟你学的。第二，中国应该加快开放国内市场的速度。这就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中国在东部也在鼓励接近用电端分布式的太阳能。比如你建工厂，在房顶上装太阳能，那我给你一些电费补助，政策上让你可以入网。虽然西部发电的输送条件不具备，但东部在房顶发电，可以达到太阳能市场的一半。比如美国如果在房顶装满太阳能板，就够它全国用了，都不用再去专门建电站。中国的日照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比起德国也并不差。
这些已经在展开，只是说规模怎么扩大，政策怎么开放，怎么实现。中国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走别人五年的道路。这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各省说有补贴、中央说有补贴了，但补贴找谁拿？你电站做好后并上网了，到供电局去拿补贴，供电局的钱拨下来以后怎么分配、怎么最后能取到，这些都还不能实现。还有各地征用的土地、房顶，很多法律的问题，将来怎么投保、出了质量问题怎么解决，都需要逐渐清晰。还有土地，各地政府欢迎你来做太阳能，他以为太阳能赚很多钱，开始做以后，原来土地免费，现在说要收你10%的使用费，但他不知道整个太阳能行业的利润就是8%。这些都需要一个学习、磨合和调整的过程。
财新记者：现在国内有一些光伏企业也在欧洲投资，这样未来如果欧洲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发起制裁的话，可以绕过去。晶澳是否有此考虑？
方朋：是应该鼓励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或是鼓励中国银行支持企业到欧洲投资。我们也一直在看，现在欧洲有一些投资机会，但目前他们的成本状况与产品价格相比是没有竞争力的。如果说从商业角度看可以在这里投，我们肯定会投。但现在从商业角度看是肯定会亏本的。如果未来欧洲真的加征很高的关税，那有可能。
其实现在整个欧洲市场的量，能持平就不错了，很可能还在萎缩，因为太阳能发电已经装了很多了。还有很多当地的补贴政策正在减少，很多市场也在一个转型的阶段，从原来的FIT政府补贴转到市场驱动的过程中。所以欧洲市场短时间内还不太稳定。
现在发展比较快的其实是一些新兴市场，比如中国、日本、南美。美国也在兴起，但现在在反倾销。还有非洲。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走得比较多。
财新记者：晶澳最近在欧洲市场也在做一些面向终端消费者的公关行为。这是否为你们一个最新市场营销动向？
方朋：我们从2011年开始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超过了德国的Q-Cells。同时，市场也驱使我们往下游走，所以我们组件的产能现在也比较大。组件就需要更接近终端客户。所以我们最近赞助了德国的自行车协会，德国自行车队今年在伦敦奥运会上拿了多枚奖牌，德国自行车协会的会长也是绿色人士，他还做过德国的国防部长，竞逐过总理。自行车协会的理念也很好，有2000万会员，占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且这些人都是绿色人士，是很好的目标群体。同时，我们对欧洲市场量的增长，也需要增加一些售前售后的支持。但在新兴市场我们也有很多投入，比如在日本。以前晶澳主要面向的是大公司，比较少面向消费者。未来我们也会多转向一些消费者。
财新记者：你也说到光伏行业中上下游利润较高，中国处于中游利润被挤占。这是否意味着像你们这样的企业现在会更多往产业上下游延伸？
方朋：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化。中国企业现在在上游也做起来了，规模也很大；下游方面，国内的市场明年就会变成全球最大。但现在整个行业还在早期阶段，还要有一个大规模的发展。所以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管理来改善自身运营的条件，行业环境还是要通过市场竞争、淘汰来建立起来，不要人为干预。国内和国际都应该继续通过自由竞争、有序的淘汰，把行业建立起来。
记者点评：有过国外留学、研究和产业经验，流利的英语，老练的国际交流能力，方朋身上这些特点或许在中国太阳能企业管理人中并不少见。这正是因为，在这场潜在的能源革命中，中国不再是“后发国家”，而是与发达国家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如他所说“太阳能是众多新兴产业中，中国惟一一个在国际发展早期阶段就占了主导地位的产业。”
眼前的贸易争端，关系到对未来的争夺，但贸易战也可能对全球产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从方朋等人身上看来，他们并不太担心。认识到太阳能行业的巨大前景，理智的国家和政府不会让贸易战摧毁这个行业的未来。只是在这段行业格局、贸易规则的大转型时期，必然对企业充满重重挑战。就要看谁能在大浪淘沙中生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