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开局之年结束，但经济转型、能源结构调整未见根本变革，地方政府仍旧未挣脱资源依靠和资源消耗式增长。
中国能源学会副会长、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参谋周凤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1年经济转型的目标并没有完成，假如经济发展方式仍无有效转变，中国很快将“吃掉”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限额。
对于“能源大部制”再度提出的设想，周凤起以为，加强能源治理部分是必要的，目前一个副部级机构治理如斯庞大的工业，在治理职员、治理权限等方面非常不足。但他表示，大能源部的成立势必要解决一个权责利的题目，职能如何划分是机构设置的条件。
中国或将“吃掉”全球排放限额
记者：从海内来看，我国资源丰煤少油缺气，人均资源量比较低。在产业化、城镇化的带动下，能源消耗将会继承进步。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式下，天气变化、能源安全等外部约束凸显。如何看待这种内忧外患形势？
周凤起：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心的本意是加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但是开局之年已经结束，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力度很小，实际上成效并不明显。以节能减排为例，去年的目标未能完成。
我国经济转型既有内部压力，也有外部压力。全球天气变化是中国面对的最大外部压力。全球的共鸣是2050年，全球温升不能超过2度。IPCC(联合国政府间天气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减排方案是，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平的50%，约为105亿吨。IEA(国际能源机构)提出2050年相对2005年减少50%，约为140亿吨。
2008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70亿吨左右。假如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中国很快将“吃掉”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限额。
现阶段我国制定了碳强度指标和能耗限额，不外这仍旧是相对减排，外界一直追问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顶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绝对减排？国家发改委能源课题组在哥本哈根天气变化大会条件出，中国将在2035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峰值过后排放将减少。发达国家但愿中国将排放峰值迁移到2020年，但我以为很难实现。
2011年经济转型的任务没有完成
记者：能源需求激增与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同时存在，在这种格式下我国能源安全的形势是怎样的？
周凤起：中国事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单是能源交通运输题目，就足以影响能源安全。
海内石油产量基本维持在2亿吨左右水平，每年入口量还在增加。2011年可能达到2.7亿吨，很快将突破3亿吨，预计2015年中国石油[10.04 -0.79% 股吧 研报]入口依存度达到60%以上。自然气海内产量固然增长很快，但不能知足需求，入口量仍在增加。煤炭由净出口国变为净入口国，入口量也不断增加，2011年入口可能达到1.7亿吨。
在这种背景下，进步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费显然是一个必定的选择。但现在的题目是，一些地方官员仍旧迷恋于GDP的增长，对这种严重形势熟悉不足。2011年经济转型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2011年宏观经济特点是西部增长快，东部增长慢。西部地区煤、气、油等资源前提还比较好，大量工业向西部转移，对能源依靠性仍旧比较大。这种发展格式不完全是我国所期望的。
记者：狭义的能源安全是指石油安全和自然气安全。我国也在不断寻求石油替换，鼎力开拓入口自然气来源，发展非常规自然气及煤制油等石油替换。这些资源替换领域的潜力如何？
周凤起：我国页岩气等非常规自然气地质猜丈量比较大。但是页岩气真正埋藏在哪，仍需要下大功夫勘探。而远水解不了近渴，未来自然气仍需要大幅入口知足需求。
自然气长间隔入口并不是不可行，只是经济性肯定差一些，气价还需要上升，连带能源价格变化。以中亚入口自然气为例，自然气管道在国外就有几千公里，从新疆到上海、到广州仍有几千公里，管输本钱太高。
因此，海内气价还会上涨，否则入口吻肯定收不回本钱。涉及民用自然气价格需要召开听证会，但是大规模产业用气价格肯定会上涨。
对于煤制油工业，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对煤化工偏紧的政策闸门没有放开。在2020年之前仍旧以试验示范为主。煤制油为耗水大、能耗水平高、排放大，诸多项目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地方本身环境脆弱。
大能源部要先解决权力规定题目
记者：我国能源治理体系体例几经变革。现行能源治理体系体例中，没有同一、权势巨子、长期不乱的能源治理部分。最近成立国家能源部、实行能源大部制治理的呼声再起。
周凤起：加强能源治理部分是必要的，目前一个副部级机构治理如斯庞大的工业，在治理职员、治理权限等方面非常不足。
但大能源部的成立势必要解决一个权、责、利的题目。能源部到底有什么权力、什么义务？能源部成立后，资源产品价格治理、项目投资治理、外资利用等职能能否纳入能源部名下？职能如何划分是机构设置的条件。否则机构调整很难，只能选择妥协。当前最枢纽的题目是，成立能源部以后，如何与国家发改委等部分分工、协调。
电力监管体系体例的变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电监会缺少核心的监视治理职能，电价不能决议计划，企业人事任命权在国资委。因为良多权力高度集中，使得机构设计难以实现最优配置。
除完善治理体系体例外，“有形之手”应减少对市场干涉干与，真正让市场去解决矛盾和题目。政府应该从资源产品价格治理中退出。
记者：作为“十二五”能源治理战略的新招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是否效仿能耗指标，对地方提出指标约束？
周凤起：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已经对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以及分解机制当真进行了研究。总体的思路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能耗状况、节能潜力等情况，确定能耗总量控制指标。地方政府再将指标分解至各市、县，以及区域内各个企业。
在能源消费总量监管上，各地自行监管，国家监管各省。为鼓励地方发展清洁能源、进步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实施过程中，国家将给可再生能源、非常规自然气、资源综合利用留一个口子，不计入能源消费总量范围，把煤炭消费量作为总量控制的重点。
